五四运动与陕西青年的觉醒
陕籍学生参加北京等地五四运动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1]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是战胜国之一的事实，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1919年5月，北洋政府屈于帝国主义压力，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北京学生群情激奋。5月4日下午，北京3000多名学生代表云集天安门前，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强烈要求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严惩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最终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求学的陕籍学生，大都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反帝爱国运动。1919年初，陕西旅京学生成立了三秦公民救陕会、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有组织地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驱逐专制暴横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和省长刘镇华。5月4日，在京求学的陕籍青年刘天章、李子洲、杨明轩、杨钟健、张耀斗、呼延震东、刘含初、郝梦九等人，积极参加了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斗争，当天北京政府逮捕的32名示威学生中，就有杨明轩、郝梦九。6月3日，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学生，刘天章、刘含初被捕。雷晋笙、严信民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王尚德在武汉参加五四运动。在日本留学的陕籍学生汪世衡曾撰写文章鼓动反日。
李子洲（1892-1929），陕西绥德人。五四运动爆发时，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斗争。1920年至1922年，参与进步刊物《秦钟》《共进》半月刊的创办和共进社的创建。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夏毕业回陕，先后在三原、榆林、绥德任教，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1927年5月，担任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总会顾问，指导学生运动。1928年2月代理省委书记。1929年2月被捕入狱，6月18日在狱中病逝。
刘天章（1893-1931），陕西高陵人。1919年作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参加了五四运动，遭警察逮捕，不久获释。1920年1月，和杨钟健、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将陕西旅京学生团改名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秦钟》月刊。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和杨钟健、李子洲等人创办《共进》半月刊，并在该社的基础上，创立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任常务主席兼编辑股主任。1927年，中共陕甘区委成立后，负责区委的宣传工作。1930年10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1931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不久牺牲。
陕西各地响应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省外陕籍学生中一些进步分子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并及时向陕西同学和好友写信，传递五四运动的消息，寄送有关五四运动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给落后沉闷的陕西引进了一股新风，给封闭的陕西打开了一扇新窗，促进了陕西民众的觉醒。
当时中学生是陕西五四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1919年5月14日，创建于西安的《长安日报》首次报道了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的消息，引起了西安学生的关注，他们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迅即进行校际联络，书写标语，张贴传单，或私下传阅。西安的法政专科学校、省立一中、省立三中、第一师范、成德中学等校学生推举代表，在省立一中召开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全体罢课，游行示威，组织讲演团，开展反帝爱国演讲等实际行动支持北京学生斗争，在西安地区开展反帝爱国运动。5月22日，陕西省教育会、总商会联合向大总统、国务院、参众两院、国民外交协会发电，指出青岛问题关系国家存亡，国人应誓死力争，万万不可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5月下旬，各校学生高举“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和“头可断，青岛不可丢”等旗帜，游行示威。5月30日，陕西学界通电全国，表示决心与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维护国家主权。西安各校学生同时以抵制日货的形式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西安商界在学生爱国热情影响下，与学联联合通电，表示与全国人民一致坚决抵制日货，誓为青岛问题抗争，《长安日报》多次报道这方面的消息。
西安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打破了封建军阀统治陕西造成的沉闷局面，并迅速波及渭北、陕北、陕南地区，一场以学生为先导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在三秦大地蓬勃展开。三原是全省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地区之一，6月6日，三原全城中小学校学生实行罢课，联合组成“救亡团”，进行游行示威，学生们手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承认二十一条”“打倒卖国政府”的三角旗，环绕全城向居民、商户和士兵们进行宣传。6月8日，学生和市民群众数千人集合于城隍庙前举行大会，爱国师生争先演讲，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卖国贼。三原学生的爱国斗争得到了驻三原靖国军的大力支持，一些军官也和学生一起到街巷宣传抵制日货。
陕北榆林中学，由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接受了新思想的杜斌丞担任校长。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向学生作关于五四运动内容和意义的报告，并支持学生组织讲演团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很快使五四激流波及到陕北各地。
在陕南，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是汉中联立中学，在该校校长刘宗向等进步人士的联络下，南郑县中、汉中农职、汉中女子学校一致罢课，联合社会各界在北校场召开声援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之后，城固、西乡等县城也积极响应、支持、宣传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屈武“血溅总统府”
五四运动爆发后，为组织全省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在西安各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的基础上，1919年6月初成立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简称省学联），选举屈武为会长，出刊《白话报》为机关报，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报道陕西和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
为加强全国学生运动的联系，进一步推动陕西学生运动，省学联选派屈武和李伍亭为代表，取道北京到上海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屈武、李伍亭到京后，与旅京陕籍学生联系，并广泛接触北京及各省学生，互通情况。6月27日，北京各界及来自陕西、山东、天津等地代表在新华门前举行联合请愿活动，要求当时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亲自出来接见学生。6月28日，屈武被推选为面见徐世昌的十名代表之一，代表们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徐世昌对学生们的正义要求，采取敷衍的态度。屈武激于义愤，奔向大厅中央，冲徐世昌大声疾呼：“我们的国家都快要亡了，我们都快要做亡国奴了。像这样，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不用多久，整个北方都不是我们的了。如果政府还是麻木不仁，置正义要求于不顾，我们就只有以死力争了！”[2]说罢，以头撞地，血溅总统府。消息传出，一舆论大哗。在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浪潮的冲击下，在请愿代表的坚决斗争下，北洋政府当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同意学生的要求，即电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如不能保留山东问题，中国将不予签字。陕西学子在北京的斗争，也直接影响和鼓舞了三秦大地的革命斗争。6月16日，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屈武、李伍亭二人抵沪时大会已经结束，他们与各地学生代表联系，商讨进一步开展学生爱国运动。9月6日，省学联开会重新选举负责人，屈武、刘道洁分别任会长、副会长。会后，省学联发表宣言，号召“全陕一致，缔结坚固”“为国家树干城”“为秦民作先导”。
屈武（1898-1992），陕西省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人。1919年6月，当选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6月，作为陕西学生代表赴北京声援学生运动，后赴上海出席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920年春，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参与创办《贡献》杂志，宣传新文化、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1922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并加入进步组织共进社，任常务主席。1923年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北京大学团支部书记、团北京地委候补委员。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1992年6月13日，病逝于北京。(https://www.daowen.com)
五四爱国运动是陕西青年学生第一次以群体方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青年运动的起点。五四运动在陕西的发展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最早在陕西大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是参加京、津、沪五四运动的陕西青年。二是中学生是陕西五四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中心城市青年学生运动相比毫不逊色。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陕西一部分进步青年学生受在外省求学的陕籍学生的影响，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转变。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3]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4]，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斗争实践中懂得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早期传播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为以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
最早在陕西大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京津沪五四运动中的陕籍青年，通过进步刊物等形式，传播和影响逐渐扩大、深入。1919年夏，在上海震旦大学上学的雷晋笙与严信民等主编《秦铎》《新时代》旬刊，在上海南方大学上学的刘秉钧等创办《汉钟》《南针》月刊和《新鲜》半月刊。同年冬，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杨钟健主编刊物《秦劫痛话》。这些刊物以大量的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宣传反帝、爱国、民主思想。1920年1月，杨钟健与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创办《新潮》《励进》《秦钟》月刊。20日，魏野畴在《秦钟》创刊号上发表《潼关外之新思潮》一文，呼吁陕西青年要重视“潼关之外新思潮”，并把新思潮的要素概括为“科学的态度、民治的精神、改进的人生观”，鼓励陕西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号召人们用科学的态度研究社会，改造社会。3月，李大钊在北京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子洲是最早报名加入该研究会的骨干之一，刘天章、魏野畴等人也是骨干成员。他们在接受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后，通过各种方式向陕西进行传播。1921年10月，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在北京创办《共进》半月刊，宗旨是“提倡文化、改进社会”，1922年10月创办共进社。1922年7月10日，《共进》第17期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0月10日，第23期发表了武止戈的《驱刘[5]“我的主张”与陕西的将来》一文，提出走俄国革命的道路。1923年5月1日，第37期发表了《“五一”》《“五五”》两篇文章，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马克思诞辰105周年。之后还陆续转载了中国共产党刊物《向导》和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的文章以及陈独秀等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社会主义思想。1922年年初，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武止戈、屈武、邹均等人创办《贡献》《促进》《改进》等刊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论述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这些刊物在评论陕政和介绍民主主义思潮的同时，也都登载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尤其是共进社汇集了一批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和团员，这些党员、团员后来大多成为西北地区党和红军的骨干。
陕西在京求学的学生创办的进步刊物《共进》《秦钟》，介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马克思主义。
魏野畴（1898-1928），陕西兴平人，1917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参与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和《秦钟》月刊的创办，是陕西最早宣传新思想的人。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夏之交回到西安，从事建立团组织的准备活动，与武止戈一起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一支部。12月，又协同邹均成立了西安第二团支部。1927年7月中共陕甘区委改为陕西省委，任陕西省军委书记。1928年任皖北临时特委书记，领导武装起义时被捕牺牲。
陕西的一些地方报纸也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在省内创办的报刊中，较早系统刊登马克思主义的是《西北日报》（由《长安日报》改版）。该报从1919年9月到1920年10月，连续以社论、代论或专件等形式刊登《马克司（思）之剩余价值论及其批判》《理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一斑》等文章，报道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国内形势及社会主义建设等情况。1920年7月创刊的《鼓昕日报》连续刊登了《布尔塞维克主义论》《俄国联工会之实力》等文章和译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称赞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为“万国社会主义史上之奇光异彩”。1924年到1925年间，陕西各地以共产党人为主也创办了不少刊物。魏野畴主办的《青年文学》（后改为《青年生活》），雷晋笙、崔孟博等主编的《西北晨钟》，蒲子政、亢心栽、李子健主编的《渭北青年》，何镜清、黄宪之主编的《新社会报》，赵葆华、宋树藩等主编的《青天白日报》，王森然等创办的《榆林之花》《塞声》，魏野畴、张秉仁、关中哲等创办的《西安评论》，这些报刊与外地陕籍学生创办的刊物互相配合，对促进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在陕西青年学生中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陕西传播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一传入陕西就同陕西青年运动相结合，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等学校教育改革相结合五四运动后，一批从京、津、沪、汉等地高等学校毕业的陕籍学生陆续回陕任教。他们在各自任职的学校提倡、促进和从事教育改革。首先，提倡和采用进步的新教材，废除宣传封建文化的旧教材。新教材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民主革命的原理及一些进步书报刊的文章。其次，引导学生建立读书会、研究会。他们为读书会、研究会提供进步书刊并予以指导，和学生一起研究、讨论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帮助学生提高分析和认识问题的能力与水平。再次，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校内外一些实践活动，使学生从读死书中解放出来。在进步教师指引下，学生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21年11月至1922年年初召开的华盛顿会议通过了损害中国利益的《九国公约》。消息传来，许多学校学生罢课、游行，反对《九国公约》。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北洋军阀血腥镇压时，咸林中学等学校学生通过集会等各种形式支持罢工工人，并为受害工人募捐。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驱逐陕西军阀势力的斗争相结合陕西的进步青年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认识包括驱陈驱刘[6]在内的反军阀斗争的性质、必要性和意义，以及斗争的方式方法。1923年3月10日《共进》第33期刊登的《本社宣言》，提出把反军阀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8月25日《共进》第44期刊登的《“打倒军阀”的意义》一文提出，打倒军阀武力，必须用革命武力，要建立联合战线，发动工人、农民、商人，教育界、实业界等各阶层被压迫人民，去打倒封建军阀。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陕西进步青年已把反对地方封建军阀的斗争提高到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的高度来认识，指出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来完成这个任务。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建立青年进步组织相结合1922年至1923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较早的咸林中学、榆林中学、渭南赤水职业学校学生中，先后涌现出一批先进分子。为了加强对这些积极分子的培养并发挥他们在青年学生中的先进作用，王尚德、王复生在咸林中学吸收潘自力等十名积极分子建立了青年励志团。1924年春，在王尚德指导下，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和渭北中学的一些先进分子成立了青年自进团。在西安，1924年，魏野畴、王尚德指导张秉仁等成立了青年文学社，后改为青年生活社。1924年秋，李子洲、王懋廷等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立了共进绥德分社、陕北青年社等。此后，各学校的进步青年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普遍建立了青年社团组织。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广泛传播及其与陕西青年运动的初步结合，逐渐引起陕西青年思想领域的变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陕西的建立，为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在陕西的顺利进行，在思想、组织和干部等方面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