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国统区青年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
青年抗日救亡组织大量涌现
陕西国统区包括陕南的全部，关中的绝大部分和陕北的一部分，与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毗邻，是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也是国民党加剧摩擦的重点和关口。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受到党中央的直接重视和关怀，中央青委指导整个国统区青年运动的发展，推动建立陕西国统区青年抗日统一战线。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国统区爱国青年，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抗日救亡斗争。
全面抗战时期，陕西国统区中共领导的青年组织是在一二·九运动之后陕西国统区民先队、学生救国会等青年抗日救亡组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关中大部分县和陕南为主要活动区域，坚持公开与秘密、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策略，冲破国民党的压制和包办，不断建立和发展。
1936年10月，西安民先队建立，民先队以西安为中心，通过学生工作团、寒假工作团、宣传队、外县旅西安学生回乡工作团、平津流亡陕西学生中的民先队员，迅速在关中及陕南30余县和中等学校建立了民先组织。1938年3月初，民先全国总队部由临汾迁至西安，选派干部加强和帮助陕西民先队工作，4月中旬召开了民先西北地区代表大会，成立了民先西北地方队部，李连璧担任队长，统一了陕西国统区民先队的组织领导。任弼时曾高度评价民先队：“在一二九运动中产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仅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而且抗战以后大批民先队员走上抗日前线，在坚持敌后斗争，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方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63]
李连璧（1917-2000），陕西华阴人。学生时代投入西安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先后担任西安学联主席、陕西学联主席、民先队西安地方队部队长、民先队西北地方队部队长、陕西省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和主任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青年团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工委副书记，陕西省副省长、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1937年8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陕西省抗敌后援会后，就下令解散陕西学联和西安学联等青年抗日团体。省委提出巩固团结广大学生的力量，坚持全陕学生必须有总的独立组织的方针，通过谈判、斗争和必要的让步，省学联停止了活动，西安学联改名为省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简称西安学生分会），继续成为包括西安大、中、小学全体学生在内的名义上由国民党领导的合法的、实际上受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陕西学生统一战线组织，成为“中国学联最好的模范分会之一”。各县学生救国会相继改为县抗敌后援会学生分会，团结全省五六万学生在抗日旗帜下。
西北青救会先后在西安、三原设立办事处，陆续派干部和青训班毕业学员到陕西国统区关中20余县建立青救会组织，半公开地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为加强对陕西国统区青救会的领导，1938年12月初，陕西省青救会在安吴青训班召开成立大会，黄爱民任主任，隶属西北青救会和中共陕西省委青委领导，以泾阳县安吴堡为机关驻地，统一了陕西国统区青救会的组织领导。(https://www.daowen.com)
此外，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西安平津同学会、西安新文字促进会等青年组织和以女学生为主要会员的陕西妇女慰劳会，各种小型的地区性的相同兴趣爱好的青年团体都有了较大发展。1937年12月17日，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根据中共陕西省委、中共中央青年部的意见，西北青救会主持西安学生分会、民先西安地方队部、平津同学会、省妇女慰劳会、西北文艺青年协会及国民党省党部领导的西北青年抗敌协会六团体制定了《共同活动纲领》。
国民党陕西当局为排挤、打击中共领导的陕西青年救亡组织，1937年11月建立了西北青年抗敌协会（简称抗协），1938年4月建立了西北青年抗敌先锋团（简称抗先），强制包办青年运动，并于1938年春，以“统一青运”为名，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抗敌协会西北分会，不准青救会、民先队等“非法”组织加入，并且捏造了20多个实际不存在的青年团体，以便取得领导力量的绝对优势。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中央青委指导下，陕西民先队、青救会、学生分会等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救亡运动。中央青委在《中央青委给少共国际的信》（通讯第六号）中高度评价1938年8月前陕西国统区“青年组织有很大发展，当时成为全国（除边区和华北外）基础最大最好的区域，亦是青年统一战线的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区”[64]。
反对国民党省党部取缔13个抗日救亡团体
1938年2月至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先后两次下令取缔西北青救会、民先队总队部、西北文艺青年协会、西安新文字促进会等13个救亡团体。6、7月间，又逮捕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安办事处负责人何志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队部负责人李连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负责人于志远、西北中文拉丁化研究会蔺克义和陈宇等五人，时称“西安五青年”事件。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各青年团体积极开展了慰问、营救“五青年”活动，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人林伯渠亲自出面同省党部交涉。西安所有“非法”和“合法”的进步青年团体，在党的总设计下，每天从早到晚不间断地组织各界青年和学生一批接一批地到监狱探望、慰问五青年，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来电、来函、签名和发表文章，声援这场斗争。9月初，周恩来路过西安，直接与西安行营主任程潜交涉，国民党顽固派自知理屈词穷，于9月4日宣布“五青年”无罪，予以释放。被下令解散的青年团体在逆境中继续坚持救亡活动。这场斗争不仅捍卫了青年的抗日民主权利，也进一步体现了陕西国统区青年团结统一的力量。
1938年下半年以后，国民党陕西当局全面实施镇压青年运动、迫害进步青年的反动政策，同情、支持陕西青年运动的国民党陕西爱国民主人士遭到排挤，陕西青年统一战线受到严重威胁。中共陕西省委及时指示民先队、青救会等救亡团体，首先开始了从工作到组织的转变。民先全国、西北、西安及各县队部相继由公开转入秘密。全国总队部7月中旬迁往武汉，西北地方队部转移了办公地点，西安地方队部在暑期军训时停止了上下联系，渭北部分民先队员转为青救会员。对暴露了身份的民先队员或送往延安或转入农村，同时加强了对队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和革命气节教育。西青救西安办事处建立了秘密活动据点，不久又搬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西青救三原办事处于10月主动停止了工作。西安学生分会虽然是陕西省抗敌后援会领导下的公开合法团体，但国民党顽固派从未停止过对其进行刁难、瓦解、打击和摧残，胁迫学生分会解散。中共陕西省委和西安学委指导学生分会灵活转变工作方式，在不放弃正确主张的前提下适当让步，声明暂时停止活动，动员各校学生在学校支会中争取掌握学生运动的实际领导权，还在学生中建立各种小型分散的读书会、同乡会等组织，保存了一批学运骨干和进步力量。
陕西国统区青年工作方针的转变
1938年12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根据全国党的青年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转变陕西国统区青年工作的措施，成立中共陕西省委青委，并指导召开了省委青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陕西国统区青年组织和青年工作转变发展问题。省委书记贾拓夫和省委常委张德生、赵伯平、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会议认真讨论了形势变化后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中的一些迫切问题，确定了今后陕西青年运动的方针和任务：利用一切组织形式组织广大无组织的青年，在统一战线和民主的原则下尽可能争取三青团变为广大青年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加紧动员全陕青年为保卫陕西和西北而奋斗，青年工作的中心转向农村，彻底转变民先队、青救会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坚持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和合作求实的方法开展工作；建立党的青年工作部门，加强和统一党对陕西青运的领导，加紧教育和培养青年干部。会议决定在安吴青训班设立陕西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与三青团开展统战工作，指导和联系各青年团体工作。在县级党组织中设立学委或青委、青年部，大量发展优秀民先队员、优秀青救会员入党。在部分区里还设立了青年小组，仅汉中地区就有南郑学委、洋县学委、西乡县工委直接领导学生运动。省、县青委通过联系、巡视、研究工作，训练干部，帮助解决问题等方式，加强了党对青运、学运的领导，利用各种形式和机会加紧了青年党员的培训、教育工作，并将暴露了身份的青年党员转入农村开展工作，或输送到延安。
1939年初，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国民党陕西各级党部和政府更加疯狂地压迫摧残青年运动，逮捕进步青年，陕西青年运动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这时国民党陕西各级党部大量发展三青团，相继建立了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和许多县级分团部，用保证学业、发奖学金、介绍职业来诱骗青年参加，用绑架、收买等手段强迫青年参加特训总队、干训团和招待所。1940年，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提出的党在国统区工作方针，在调整各级党组织设置时，撤销了各级党组织的青委、学委、青年部，青年干部大多以合法职业作掩护，秘密团结和争取青年学生，党领导和影响的各类小型青年团体，或完全转入秘密状态，或隐蔽起来停止一切活动。各级民先队、青救会在隐蔽中交同级党组织领导和联系，简化了领导手续，大量发展优秀队员、会员入党。除原有的公开合法组织外，相继建立了许多学术性、娱乐性的研究会、兄弟会、读书会、图书会、夜校、剧团、壁报社、少年队、球队等公开合法的青年团体。在农村，则建立了流动的不固定的混合的自乐班、马达社、乱弹会、歌咏会、造纸会、国术团、少年团、儿童建国团、《老百姓报》读者会等文化娱乐、生产、军事性的青年团体，动员青年到前线去、到军队去、到延安去，参加国民党政府号召的各种战时服务工作。在学校，则从内部合作，动员党员和进步学生以灰色面目参加到抗协、抗先、三青团、学校支会中去，把工作重点由校外转向校内，由纯政治性活动转向与学术性、娱乐性、经济性的斗争相结合的活动形式。通过这些措施，巩固了中共对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的领导，保存和积蓄了陕西青年运动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