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领青年迎接陕西全境解放
青年团迎接陕北关中国统区的解放
陕西国统区的解放战争，从1945年10月陕北的定边、靖边解放开始，到1950年1月陕南镇坪解放，经历了4年多时间，形成了陕北北部、陕北南部和关中地区三个战场，多以战争方式获得解放。陕西国统区青年在党、团组织领导下，为陕西全境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8年4月18日，中共西北局会议讨论青年工作时强调，建团工作和青年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新区”“放在城市”，并在5月4日《关于目前青年工作的指示》中要求，把最大的力量放在新区，团结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奋斗，利用各种形式把青年组织起来，以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为主要任务。按照西北局指示精神，新区党、团组织带领团员青年投入了迎接解放的各项斗争。
1949年5月，西安及关中各地陆续解放。为加强关中新解放区建团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广大青年的积极性，在青年团省级机构未建立的情况下，中共西北局青委直接领导新区建立了各分区党委的青委和各级团组织。6月，青年团中央与中共西北局在西安成立了青年团西北区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年团西北工委）和青年团西安市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年团西安市工委），与此同时，在青年团西北工委和各分区党委领导下，关中新区分别成立了青年团三原分区、大荔分区、渭南分区、邠县分区等地方工作委员会。
陕北南部国统区以黄龙、宜川、黄陵、韩城、合阳、澄城等9县为中心，西北野战军从1947年9月到1948年春解放了大部分县，在成立黄龙分区党政机构的同时，陕甘宁边区青联即派出青年工作组开辟黄龙新解放区青年工作，组建了青年团黄龙分区工委。团组织以知识青年为工作中心，在动员组织青年参加农会、民兵、清匪、反霸和土改中，成为新解放区最活跃的力量。韩城和洛川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三青团发展渗透的重点地方。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引导青年学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解放战争形势和边区青年学习生活，帮助青年学生认清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定对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的认识，解除思想顾虑，启发青年学生自觉消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反动宣传和敌特分子的谣言，自觉退出国民党和三青团。韩城107名三青团团员在两三天就有80多名青年教师和学生签名发表退出三青团声明，自发召开控诉国民党罪行、退出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进步大会。黄龙分区通过宣传教育和带领青年学生参加实际斗争，培养了大批青年积极分子，发展团员300多人，向党政机关、部队输送了千余名知识青年。
西安解放前夕，国民党策划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企图把残破的西安留给人民。青年团地下组织奉命立即进行护厂、护校、护局的斗争。中共西安市工委先后从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师专、商专、医专等院校选送了250多名团员和进步青年到陕甘宁边区接受培训，为西安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准备干部。在学校，团组织发动学生把图书和教学、实验器材转移到安全地带，还成立了护校队站岗放哨、巡逻警戒，使前来破坏的敌特不敢轻举妄动。在工厂和铁路、电讯单位，团组织配合地下党组织开展护厂、护局斗争，组织团员青年在“保住工厂，保住机器就是保住饭碗”的口号下成立纠察队，通过各种办法阻止敌人的破坏行动。西安电讯局的团员得知敌人破坏的重点是发讯台后，连夜把发讯台的内部零件拆下搬走，只留一个机器外壳。邮局的团员也连夜把邮车开到安全地带。
地下团组织在解放军进入西安后，迅速转为公开活动，组织团员和青年宣传队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帮助学校恢复教学，帮助工厂企业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生活秩序，在工厂、学校、机关、单位发展优秀青年入团。1949年5月21日，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陕西商专、医专等校学生，发起筹备全市各界庆祝解放大游行，同时积极配合接管学校的工作组帮助学校复课，采取各种措施召集在反集训、反迁校斗争中离开学校的同学返校。6月7日，西安7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1.8万人上街游行，欢庆西安解放。西北大学、医学院、医专等学校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随军服务。各校学生还组成1.2万人的劳动大军，填平了胡宗南匪军在西安城墙外环城修筑的战壕。西安电厂青年工人加强修复被敌人逃跑前炸坏的发电机组，使解放后的西安很快就全面恢复供电。
西北局青委和青年团西北工委为加强对青年的革命理论教育，动员青年报考军事干校，1949年6月，首先在西安开办暑期青年培训班，吸收西安各大中专学校的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参加学习。西安及各县近万名高中学生响应青年团的号召，报考了西北军政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延安大学以及各级党校和青年干部学校。
1949年7月，西北局青委和青年团西北工委，在西安早慈巷省立一中举办“西安暑期青年训练班”。
1948年10月到1949年春，陕东地区大荔、蒲城、朝邑、白水县相继解放，西北局青委及时派出青年干部到大荔分区开辟青年工作，同时将韩城、合阳、澄城团组织划归新成立的青年团大荔分区工委领导。大荔分区青年工作以学校青年工作为重点，在动员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拥军支前、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减租减息和清匪反霸各项工作中，培养青年积极分子，发展团员1000多人，建立了各县团的工作机构。华北野战军西渡黄河时，各县团组织带领团员青年设立接待站、茶水站慰问解放军，为解放军征集运送军需物资，组织战勤服务队帮助救治伤病员。国民党军队在蒲城县反扑时，蒲城师范8名团员协助学校安全转移百余名同学。
榆林解放前夕，陕甘宁边区青年团筹委会于1948年11月成立了青年团榆林分区筹委会，发动进步青年学生开展迎接榆林解放的有关工作。1949年4月底，榆林和平促进会组织榆林师范、榆林中学、榆林职中等校10多名进步学生组成代表团，越过国民党关卡，到镇川慰问解放军和党政军领导，听取迎接榆林解放的工作指示。6月1日，榆林和平解放，青年团陕北区委即派出工作组同军管会一道进驻榆林，开辟青年工作。当日，榆林各校学生和工人、农民、市民一起举行欢迎解放军和党政军领导入城仪式。在榆林党政军的支持下，青年团榆林分区工委成立后，立即带领青年学生开展欢庆解放的各种活动，协助党政军接管学校和有关单位，解散三青团组织，清除城市混乱现象。6月18日，榆林各校学生和榆林各界2万余人隆重举行庆祝榆林和平解放胜利大会和游行。青年团榆林工委还举办青年训练班，组织进步青年学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青年团知识，选拔团员和优秀青年参加解放区各项工作。
西府地区的地下团组织从诞生之时起，就投入到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行列。团组织配合地下党在国民党陇县县党部和县政府的中、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通过各种关系对土匪头子杨逖生进行策反工作，使这些人都程度不同地支持和掩护了地下党、团员的革命活动。地下团员肖永汉在家乡发动群众掀起抗粮斗争，曾两次被敌人拘捕，仍不屈不挠，继续坚持斗争。扶风县解放前夕，活跃在游击区和国统区的地下团员们，秘密散发传单、刊物，书写标语、墙报，在青年和群众中传递新华社战地消息等，鼓动广大群众参加和支援解放战争。岐山县的团员在敌人撤逃前，协助地下党组织青年工人成立护厂队，挫败了敌人企图破坏蔡家坡纱厂的阴谋。
西府战役和扶眉战役前夕，西府各地地下党、团组织积极动员团员青年和进步学生参军参战，涌现出许多父母送儿子、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面，使西北野战军队伍不断壮大。1948年4月16日，西北野战军发动西府战役，经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解放了旬邑、长武、邠县、永寿、麟游、扶风、岐山、凤翔、宝鸡、千阳等县城和乾县的一些农村。
关中各县解放后，团组织带领团员青年配合人民政府，接收、登记国民党旧政府的资产，迅速恢复生产和集市贸易，组织团员青年在路口设立开水站、招待棚，迎送解放军战士。同时把青年团工作迅速转向农村发展，动员农村青年参加清匪、反霸等中心工作，提高青年的政治觉悟，在斗争中发展青年积极分子入团。咸阳、三原、泾阳等地的团员们公开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到1949年9月，关中新区的团员人数由1000余人增至6000多人，选拔培养团干部400余人，所辖各县陆续成立了青年团县工委。在此基础上，1949年9月，青年团西北工委在西安召开关中新区青年工作会议，总结西安解放以来关中新区近4个月的工作，交流建团工作经验，确定了建团工作以城市为主逐步转向以新区农村为主、兼顾城乡共同发展的方针。会后，建团工作在辽阔的八百里秦川全面展开。
青年团迎接陕南国统区的解放
1949年初，中共关中地委派人到陕南汉中、安康开展秘密建团工作，为迎接解放和接管各地进行准备工作。陕南建团分别从城固、南郑、安康开始，个别吸收，单线联系，逐步发展到洋县、勉县、褒城、宁强、凤县等地。在中共陕南地下党组织领导下，陕南团组织积极发动团员青年开展抗租、抗粮、抗丁、抗款斗争，利用各种机会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普遍调查国民党党政主要人员和特、宪、警、三青团、帮会骨干和恶霸豪绅的情况，派人打入地方反动武装中做策反工作，建立地下武装和传送情报，为迎接陕南各地解放和接管、建立政权工作做出了积极准备。
解放战争时期，陕西国统区学生运动与全国学生运动相呼应，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方式反对国民党当局践踏民主的暴行，成功开展了一系列民主爱国斗争，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西北战场上的战略进攻，成为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宁边区建团的实践，有力支持和推动了陕西国统区的秘密建团工作，陕西国统区在发展地下党组织的同时，率先秘密开展建团工作。陕甘宁边区和陕西国统区的青年团和其他进步青年组织密切配合，共同为陕西全境解放和建立全省统一的青年团作出了积极贡献。
【注释】
[1]“二十一条”，1915年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条约草案，其中包括控制中国的山东、东北三省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等无理要求。
[2]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共青团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页。
[3]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5]驱刘，指驱逐时任陕西省省长的军阀刘镇华。
[6]驱陈驱刘，即驱除军阀陕西督军陈树藩、陕西省长刘镇华。
[7]《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1922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内部资料1957年印行，第125页。
[8]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冯菊坡、林育南、张秋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45-249页。
[10]肤施，即今延安市宝塔区。
[11]《中国青年》第59期，1924年12月27日。
[12]“交农”，指农民不堪忍受高额田赋、地租、高利贷盘剥和苛捐杂税所造成的痛苦，集合起来，到当地政府上交农具，以示罢耕的一种反抗形式。
[13]五卅惨案，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十余人。5月30日，上海2000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100余名遭巡捕逮捕，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
[14]五一县，指渭南县（今临渭区）渭河北部以固市镇为中心的地区。
[15]革命互济会，指中共领导的声援中国革命、帮助革命者解脱危难的革命团体。全国设总会，各省市设分会，九一八事变后，陕西党、团组织在各地建立了以进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互济会，开展抗日救亡，为红军和难民募捐，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
[16]“红五月”，五月里有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纪念日，故称红五月、革命的五月。1932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明确指出：“以革命的战争粉碎国民党对于苏区与红军的新的进攻”，“争取湘鄂赣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红五月运动在党中央《决议》指引下，苏区和革命根据地都开展起来了！
[17]“冲锋月”，“红军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指1933年为鼓舞青年士气而开展的竞赛活动，一个月份即为“冲锋月”。口号和要求是“四不五要三努力”，四不指不生病、不掉队、不怕苦、不犯纪律；五要指每人要识三百字、要团结友爱、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要搞好军民关系、要讲究卫生；三努力指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努力提高军事本领、努力提高文化水平。
[18]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陕西的分支机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1936年2月成立于北平。
[19]国联，即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于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组织。
[20]总理纪念周，即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开展孙中山崇拜运动，决议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各机关单位、各军队每星期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
[21]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简称，也称“少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少先队不同。此处是指，据《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十册518页和《苏维埃区域少年先锋队章程》规定，是革命根据地内共青团直接领导下的16岁至23岁的“工农劳动青年和群众的半军事性的阶级自卫组织”，是红军的后备队。
[22]白区，由反对激进的、反对革命的势力所控制的地区，特指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年）国民党控制的地区，是土地革命时期对国统区域的称呼。
[23]红军之友社，是在党、团组织领导下，以宣传工农红军、教育组织青年支援工农红军为主要任务的群众组织。
[24]马儿崖事变，1933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成立，陈浅伦任军长，李艮任政委，开辟了以马儿崖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其中红军基本队伍不多，多为收编的民团、“神团”等游杂武装。1933年4月，收编的“神团”首领张正万等乘军部主要干部在马儿崖开会之机，暗中与国民党联系，外攻里应，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陕南的马儿崖事件，陈浅伦、李艮、程子文、孟芳洲、杜润滋等领导人先后落入敌手，惨遭杀害。
[25]少共国际师，即以青年共产国际（少共国际）命名的由共青团直接领导的师级青年红军部队，少共国际团、少共国际营即由共青团直接领导的红军团、营。(https://www.daowen.com)
[26]《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
[27]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28]西救会，1936年6月成立的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简称。
[29]东救会，1936年下半年成立的由中共东北军工委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东北民众救亡总会的简称。
[30]西北剿总，指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是国民党在西安设立的西北地区最高军政指挥机关，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
[31]《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九）——西安事变前后和抗战初期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页。
[32]《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33]党团，中共在进步青年团体等非党群众组织、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中设立的领导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称“党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党组”。
[34]1937年6月，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在陕西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原载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党的生活》1937年6月2日第六期。
[35]少年共产党，1935年至1937年4月团组织名称叫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沿用中央苏区对共青团称少年共产党的习惯，此时期少共与共青团的称谓同时使用。
[36]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43页。
[37]李玉琦编：《中国共青团史稿（1922-2008）》，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页。
[38]《新华日报》1939年9月20日。
[39]《新中华报》，1938年4月15日，纪念西北青救会成立一周年专版。
[40]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53页。
[41]贺海轮编：《延安时期青年运动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42]《中国青年》，1948年第1期。
[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3页。
[44]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1919-1979）》，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页。
[45]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1919-1979）》，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页。
[46]“复兴社”，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简称，是以黄埔系精英军人为核心所组成的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军事性质团体，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推行对领袖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加强蒋介石嫡系对军队军官的思想控制。
[47]“CC系”，指1927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的简称），是国民党内部的一股政治势力。
[48]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央档案馆利用部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38-1940.5）》，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
[50]李玉琦：《中国共青团史稿（1922-2008）》，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51]李腊生：《1938年世界学联代表团访华始末》，《党史文汇》，2015年第8期。
[52]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央档案馆利用部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38-1940.5）》，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53]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575-576页。
[54]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1938年4月1日），《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
[55]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8页。
[56]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页。
[57]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506页。
[58]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506-507页。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0页。
[61]变工队，是中国农村旧有的一种劳动互助组织，一般是由若干户农民组成，通过人工或畜工互换的方式，轮流为各家耕种，按等价互利原则进行评工记分，秋收后结算。
[62]扎工队，是指一般是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参加扎工队的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以外，主要是集体出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
[63]任弼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9年4月12日），《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0页。
[64]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85页。
[65]1939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陕西党的组织工作报告》。
[66]中正室，用蒋中正名字命名的学生救亡活动阵地。
[67]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633页。
[68]见《中共西北中央局常委会讨论青年团问题会议记录》。
[6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7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2-6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