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国民党残酷迫害青年学生的斗争
反对和瓦解“反苏反共”游行
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以后，妄图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在全国策划“反苏反共”游行，为发动全面内战制造舆论。陕西国统区西安、咸阳、城固等地的反独裁、反内战学生运动，是以瓦解国民党政府组织的“反苏反共”游行为特点开展起来的。1946年春，国民党政府以收回中东铁路路权为幌子，密令全国各地组织反苏游行，借此破坏国统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打击同中共合作的民盟组织，搞垮《联合版》等进步报刊，为发动内战扫清障碍。陕西国统区新闻界与教育界的进步力量则紧密团结、互相配合，把陕西国统区的反独裁反内战斗争推向高潮。
1946年2月25日，陕西省教育厅召集西安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开会，要求各校组织全体师生参加3月1日的“反苏反共”游行。由于各校民青社组织采取紧急措施，不仅使参加游行的人数大为减少，而且参加的大都在途中离散，瓦解了游行。但是混进学生队伍里的特务分子乘机捣毁了《联合版》营业部，砸毁了报社在市区街道设置的全部报栏，所幸报社的印刷厂设在别处未被破坏。3月2日，《联合版》发表题为《为特务捣毁本报谨向社会控诉》的社论，揭露国民党的反动伎俩是一种全面“反民主阴谋的暴露”。并连续刊登全国各界人士对《联合版》的慰问电，把国民党当局置于受审的难堪境地。
由于未达目的，国民党陕西当局又责令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动员陇海铁路沿线学生准备参加3月16日在西安举行的第二次游行。3月8日，《联合版》发表题为《学习“五四”青年优良传统》专文，“启发学生，从自发的、纯洁民主的、了然清楚的精神，开展真正的民主运动”，提醒学生提高政治警惕性，不要再上国民党的当。各校的民青社组织采取合法的斗争手段，取得了“由学生会代表表决是否参加游行”的胜利，大部分学校难以做到由学生会表决通过以学校名义参加游行。杜斌丞、杨明轩、张锋伯、张凤翙、刘文伯等知名人士直接或间接地向重点学校的校长进行解释，规劝他们不要强迫学生参加游行。这样，国民党中央社原来吹嘘将有4万学生参加的西安第二次游行，仅以寥寥千余人参加而草草收场。
在西安进步青年学生同国民党陕西当局进行斗争的时候，陕南城固的西北大学学生也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6年2月26日，西大校方以“部分师生和东北同学会”的名义发出通告，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参加反共游行。27日，西大校方又盗用“西北大学全体教授”的名义通电全国，一面反苏一面诬蔑中国共产党。学校的民青社组织和进步教授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对和抵制。师生联席会议否决了校方关于由学校行政当局统一组织游行的议案，成立了由民青社成员掌握领导权的西北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3月4日，筹委会把国民党的“反苏反共”游行变成了反帝爱国游行。由于校长刘季洪顽固反对学生的爱国行动，全校学生于4月15日举行大会，将其驱逐出校。《联合版》相继刊登了陶季达等6名教授的公开信及西大学生自治会的《告各界人士书》《为请校长离校告各界人士书》《再告各界人士书——揭露西大护校团阴谋》，声援和支持西大学生的反独裁、反内战民主斗争。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准予在押学生“找保”释放。被捕学生的胜利出狱，再一次宣告了国民党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破产。
“五一”血案
1946年，正当陕西国统区人民民主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陕西当局向要和平反内战的人们举起了屠刀，首先提出了10个人的暗杀名单，以达“赶走中层、冻结上层、吓住下层”的阴谋。4月23日，《联合版》法律顾问、民盟盟员王任被枪杀。24日，国民党陕西当局宣布西安全城戒严，搜捕进步青年学生。30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西安，检查陕西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情况，并召集远在甘肃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到西安听训。5月1日，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会主任李敷仁被国民党特务枪杀，所幸未中要害，被当地群众救护，进入陕北解放区。3日，《联合版》被迫停刊，《文化周报》等进步书刊也或被迫停刊，或被取缔。杨明轩等人被迫离开西安，进入解放区。在城固，刘季洪武装返校，20名进步学生被捕。其后，3名学生被登报通缉，41名学生被开除学籍，27名学生被勒令退学，8名学生被记大过两次，陶季达等6名教授被解聘。血案发生以后，地下党指导西北民主青年社为避免重大牺牲，暂时切断所有关系，暂停各地各校工作，通过一切社会关系掩护起来。针对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暴行，5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驻重庆代表团，“此事如不给以严重抗议，压下反动派嚣张之气，西安民主运动将有一时期走向消沉，望即与民盟商量，由民盟出面，在外交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交涉，我们加以赞助，并在宣传上发动全国的抗议运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抗议西安新闻界血案》的评论，要求国民党惩凶赔偿，立即停止恐怖暴行。29日，民盟中央发言人发表公开谈话，抗议国民党制造西安血案的暴行，要求惩办祸首。
李敷仁（1899-1958），陕西咸阳人。西北民主青年社5人领导小组成员、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部主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在西安创办《老百姓》报，宣传团结抗日，1944年春创办《农村周刊》，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主编《民众导报》。1946年5月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幸免于难。后转往延安，任延安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民盟中央委员，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西安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等职，1958年病逝于西安。
“六二”罢课
1947年五四前后，陕西学生运动又活跃起来，通过各种方式反对国民党当局践踏民主的暴行。当南京“五二〇”惨案的消息传到陕西后，学生运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5月18日，国民党当局颁布所谓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把学生运动指责为“越轨滋事之行为，妨害社会之举动，几同暴徒，殊堪痛恨”，引起了全体同学的义愤。在中共党组织和民青社的组织下，一场以呼应全国学生在各地统一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六二”罢课斗争在陕西各校展开。
1947年5月底，各院校的进步学生紧张地进行思想发动和组织串联，积极从事总罢课和联合示威游行的各项准备。与此同时，国民党陕西当局也成立了党、团、警、宪、特共同组成的指挥机构，在各大专院校附近和西安小南门等处加岗加哨，荷枪实弹，随时准备镇压学生运动，并于6月1日逮捕了民青社领导人武伯纶、张光远、郑竹逸，以及作家、记者、进步学生等60多人。面对国民党军警的充分防备，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指示民青社“争取小胜利、避免大牺牲”，说服大家取消上街游行示威的计划，以在校园进行集会游行、罢课斗争的形式，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和进步人士，抗议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迫害。在全体学生的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呼号、营救及学校当局的担保交涉下，被捕人员被陆续保释。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及时将暴露身份的民青社员转入陕甘宁边区，一批民青骨干被吸收入党后参加了地下党工作，民青基层组织分别划归各地下党组织领导。
反迁校反集训运动
1948年8月，蒋介石在全国各主要战场遭到惨败后，在全国范围内大肆逮捕进步学生。国民党陕西当局和西安特种刑事法庭以“危害国家嫌疑罪”拟造拘捕学生名单。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即将工人、学生及其他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尽量撤退”的指示，要求陕甘宁边区青联接待并安排他们到解放军和边区机关、学校就业就学，同时指示中共关中地委迅速组织动员进步学生去边区。根据党的指示，刚刚建立的地下团组织迅速行动起来，一边调查核实敌人进行拘捕传讯的进步学生名单；一边将已暴露或已经引起敌人注意的进步学生，通过中共关中地委的地下交通向陕甘宁边区等解放区输送。许多到了解放区的团员，又主动往返于关中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承担起接送其他进步学生撤退的重任。1949年1月27日，边区青联还专门召开国统区赴延安学习和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代表座谈会，欢迎国统区青年学生到边区，声讨国民党迫害青年学生罪行，号召青年学生共同为革命胜利贡献力量。
1948年秋，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蒋介石、胡宗南以保护学生为幌子，命令西安各高校向南迁移，一些学校开始准备迁校事宜。在此形势下，中共关中地委指示地下团组织彻底揭露敌人的迁校阴谋，团结动员学生坚决反对迁校，为解放后新建立的人民政权保留学校，储备知识干部。地下团组织立即带领广大学生投入到反迁校斗争中。西北工学院团组织通过新改选的学生自治会这个合法团体，公开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创办学生阅览室和学生福利社，接管学生伙食，向学校质询迁校的筹备情况，组织起草了有200多名学生签名的反迁校声明，形成了强大的反迁校气氛。全校学生通过投票公决拒绝南迁，使学校当局无法执行迁校命令。西北大学团组织通过学生会发起大规模的反迁校签名运动，发动500多名学生要求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进行公决，遭到特务学生捣乱，致使会议无法进行。
1949年5月胡宗南溃逃时，又以“集训”为名企图裹胁西安大中学校学生南逃，把学生集中起来进行军事管理和训练，下令各校学生携带行李随军出发，密令特务待学生离校后焚毁各校校舍。地下党、团员立即分散到各校学生中揭露敌人阴谋，领导学生再次开展反迁校斗争。各校团组织采取疏散隐蔽的办法，让学生在两三日内躲藏一空，最后，只有二三百名高中学生被强行带离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