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洪流
踊跃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为了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1954年2月，青年团陕西省委提出：“今后青年团在农村最中心的任务是协助党积极、稳步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提高农业生产力。”并于当月的团省委一届二次委员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向广大团员青年深入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的计划》和《关于加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团的工作的指示》。各级团组织根据团省委要求，在全省农村青年中普遍开展了“青年要站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最前列”的学习大讨论。到11月，全省已有80%的农村团员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半数以上的入社团员担任了社内各种领导与管理职务。
1955年7月底，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合作化运动进入新高潮。9月，团省委第一书记白纪年在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地县区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充分发挥青年团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组织作用》的发言。此后，团省委在全省青年中开展了“争做优秀社员”的活动，号召全省团员青年“要站在合作化运动的最前列”，激发了广大团员青年入社爱社的热情。到1956年，全省有230万青年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批骨干力量。
建立农村青年生产队
青年生产队是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出现的以青年为主要成员的生产组织形式。根据长安县在农业社统一领导下开始试办适合青年特点的青年生产队的经验，青年团陕西省委提出在全省各地重点试建青年生产队。截至1956年1月，富平、咸阳、临潼、山阳等8个县建立了141个青年生产队。青年生产队不仅带头学习、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和新的农业技术，而且能够克服困难，在生产薄弱环节和紧急任务中发挥突击作用，在突破生产定额、推动劳动竞赛、不断提高劳动效率等方面起示范作用，青年的社会主义劳动态度、新的思想品质迅速成长。
青年生产队适合青年特点，在生产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堪称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由于各级团组织对农业合作化之后青年与合作社及家庭的关系认识不足，对各地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不深入，忽视了存在的许多困难和实际问题，忽视了对青年和家庭在农业生产中的具体关系的研究，因而把形式当作了任务，不适当地强调了建队的速度和数量，导致建队指标要求过大，发展速度太快，出现了一些脱离生产、生活实际，不按具体条件和实际需要而硬性组织起来的青年生产队。全省1.3万多个青年生产队中，约有30%的青年生产队的问题较多。青年生产队在全国具有共性问题，1956年1月，毛泽东作了“不要普遍建立单独的青年生产队”的批示，邓小平也作了“一不要鼓励，二不要简单解散”和“由合作社决定”[6]的指示。此后，全省各地逐步停止了建立青年生产队的工作，对已经建立的青年生产队，按照既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又不挫伤青年积极性的原则，结合整社、扩社、并社，针对不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整顿、提高或转换。后来，这一组织形式逐步消失。(https://www.daowen.com)
陕西省第一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为了更好地发挥青年在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动员全国青年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1955年2月，团中央发起“争取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为社会主义建设立功”活动。全省青年职工纷纷修订自己的生产、工作计划，创造新的定额，推行增产节约；农村青年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行动口号和竞赛目标。全省工农业生产战线上，涌现了大批热爱工作、虚心学习、不怕困难、联系群众的青年积极分子和青年先进集体，全省先进生产者会议和农业先进生产者会议都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是青年。
1955年9月10日至14日，陕西省第一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西安召开，表彰1953年以来各条战线上青年积极分子及其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参加大会的有工矿企业中各条战线的青年突击队和青年先进班组的代表，农村青年代表，模范团干部，文化教育、国家机关等岗位上的先进生产者和模范工作者共486名。各团地工委、县委和直属厂矿、机关、学校团委书记等135人列席大会。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第二书记赵伯平、副书记唐洪澄、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时逸之等出席大会开幕式，唐洪澄向大会作《全省青年动员起来，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报告，团省委第一书记白纪年作《让全省每个青年的青春和智慧，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的报告。26名积极分子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经验。会议举办了反映青年劳动功绩的小型展览，奖励了19个先进集体和许秀英等88名先进青年人物，选出41个先进集体代表和积极分子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会议通过了《向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给全省青年的一封信》，号召全省青年积极站在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最前列，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1955年，受到团中央表彰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卡毛吉（西北体育学院学生）、谭结实（宝鸡市第三区第二治安委员会主任），归来时受到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