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青年运动
青年抗日救亡工作的蓬勃发展
全面抗战开始后，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动员全边区青少年投身抗战，西北青救会立即在边区提出了“动员100%的非会员青少年入会”的口号和发展整顿、巩固组织、训练培养青年干部的组织任务。各级青救会通过对会员的政治军事教育、民主改选基层组织等活动，把边区各机关、工厂、学校等单位的全体青少年和农村绝大多数青少年团结和组织到青救会中来。1937年12月，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建立，统一领导边区各级青救会和其他青年组织。到1938年4月西北青救会成立一周年时，边区农村扩大了近万名青救会会员。到1939年夏，全边区青救会会员发展到18万人。中央青委在1939年7月给少共国际的信中，高度评价了陕甘宁边区的青救会，“是全国最普遍最广泛最久最有斗争经验的一个组织”。
陕甘宁边区的青少年坚决响应中共中央和西北青救会的号召，立即有组织有计划地投身抗战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在扩大主力部队、协助部队作战、支援前线、抗战动员、保卫边区等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少先队是边区不脱离生产的青年武装组织，吸收14至18岁的青年参加，自卫军是边区不脱离生产的民众武装组织，18岁以上的青年都可加入。这两个组织担负着扩大主力部队、协助部队作战、保卫边区的重要任务。为了提高少先队员的政治军事素质，从1937年11月起，边区青救会持续开展了整理少先队、健全少先队、创模范少先队的活动，组织队员学习防空、防毒、步法、刺枪、劈刀、射击、野外演习等军事知识。1938年10月，边区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民主建立边区青年武装系统——少先队边区总队部。此后，全边区自下而上地民主选举了少先队各级领导机关，充实、加强了少先队工作的领导。从1938年3月到1939年底，日寇先后向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发动了大小23次进攻，边区青救会提出“不让敌人夺走黄河上一个渡口和船只”的口号，号召全边区青年武装起来，准备对日作战，誓死保卫边区。在抗战动员中，边区青救会还领导青少年开展了慰劳、募捐、修复机场等活动。
全面抗战初期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落后，学校稀少，80%的青少年都是文盲，青年知识分子更是凤毛麟角。边区青救会责无旁贷地挑起“训练青年的学校”这副重担。边区政府确定了“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文化教育方针，边区青救会从“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识字工作是教育青年的出发点”这一认识高度出发，坚持不懈地把提高边区青少年文化水平、增强边区青少年政治与国防知识当作一项主要任务和日常工作来抓。1937年，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开展“普及教育突击年”[41]活动，创办夜校、冬学、识字组、半日学校等学习组织，创造小先生制度、争当先锋员等学习方法，极大地提高了青少年学习文化的兴趣，初步为边区青少年识字运动打下了基础。短短8个月时间，各级青救会就动员了6万青少年加入到文化学习行列中来，为教育部门动员和输送了300名青年干部。1939年初，各级青救会又采用把每个会员小组和少先队、儿童团小队变为识字组，把识字和政治、娱乐、日常生活结合起来，青年干部带头学、争当识字模范、创造识字先锋员和模范识字组等方法，再次在边区青少年中掀起了比学赶帮的学习竞赛热潮。
全面抗战开始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进入到“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障战时生产品自给”的阶段，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提出了依靠外援、休养民力的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广大农村青少年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生产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青救会员、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自动组织起义务耕田队、互济社，帮助抗日军属挑水、耕田、牧牛、送肥、砍柴。在完成救国公粮征收任务中，广大青救会员、少先队员纷纷早交粮，交好粮，多交粮，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其他农民交粮，各区青救会和乡青年俱乐部还组织学生宣传队，挨村挨户进行宣传动员，推动救国公粮任务的完成。1939年初，国民党制定了反共方针，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及时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坚持抗战的号召，生产自给运动在边区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边区各级青救会立即制定生产计划，主要干部参加同级政府的生产委员会，统一领导青少年的生产运动。边区农村10万青少年踊跃投身伟大的生产运动之中。边区各类学校、机关的知识青年一面学习、工作，一面生产劳动，锻炼了一代新型青年。
1937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2月19日，西北青救会为动员边区青年积极勇敢地参加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保卫边区、学习文化、参加生产，在《新中华报》设立了《青年呼声》专栏，到1938年6月20日结束。1941年9月，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又开辟了《青年之页》专栏，帮助边区青年和全国各地青年释疑解惑，宣传党的抗战主张。西北青救会、中华青联办事处、边区青救会、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相继创办了《青年战线》《边区青年》《学生通讯》等杂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到青少年中，在传播新文化和新知识、动员和激励青少年、反映青少年愿望和要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在《新中华报》创办的“青年呼声”专栏。
《中国青年》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的机关刊物。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正式创刊，1927年10月被迫停刊。1927年11月至1932年间，曾先后改用《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等名称秘密出版。1939年4月，中央青委委托青联办在陕西泾阳县安吴堡恢复出版《中国青年》，毛泽东第一次为其题写刊名。第一次复刊第一期刊登了朱德总司令的《青年要学会打仗》和西北青救会主任冯文彬的发刊词。1941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五期第二次休刊。1948年12月，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持第二次复刊，毛泽东再次题写刊名，并写了四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42]《中国青年》始终坚持其对于先进青年的思想引领作用，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关注青年成长。它不仅积极动员青年参与革命运动，还致力于成为党与青年之间连接的纽带和桥梁，力图从更多方面贴近青年，不仅影响了青年们的思想，更影响着青年们的行动。
1939年4月，《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次复刊，毛泽东题写刊名。
安吴青训班与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国青年参加抗日的灯塔，全国各地的万千爱国青年以及南洋华侨中的爱国青年，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不顾艰难险阻，冲破国民党的封锁阻拦，跋涉千山万水，奔赴延安追求抗战救国真理。延安时期，党十分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3]。中共中央把“大量吸收”作为培养、训练、造就青年干部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在延安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培养各类各方面干部。中央领导人亲自到这些学校讲课，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诲。勉励青年努力改造自己，成为革命先锋；教导青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给青年指明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广大知识青年接受了革命洗礼，逐步锻炼成为会劳动、能打仗、有理想、有科学文化的抗日战士。
1937年10月，由中央青年部和中共陕西省委谋划、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出面在陕西三原县创办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在扩大招生中，1938年1月迁至泾阳县安吴堡，因此得名“安吴青训班”，冯文彬为主任，胡乔木为副主任。中央组织部从抗大、中央党校等单位抽调刘瑞龙、张琴秋、朱致平等一批懂军事、教育，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到青训班，组成了青训班教学与管理的骨干队伍。安吴青训班积极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根据毛泽东“来者不拒”的指示，利用国共合作初期西安的地理优势和宽松环境，广泛吸收各地各类爱国青年。青训班以“训练青年干部，服务战区、军队、农村，开展青年运动，组织动员青年参加抗战，达到统一青运，完成中华民族彻底解放”[44]为宗旨，以“坚定刻苦，勇敢活泼，民主团结，虚心切实”[45]为校训，团结、教育、训练学员，学生们席草而卧，露天上课，种地挖窑，勤俭建校。学员的毕业证上写着：
“聚在这儿我们上了生命的第一课；
再会吧我们到战场上去上第二课！
我们将亲见祖国在血里得到自由，
我们将在灿烂的乐园里上第三课！”
可谓史上最有激情的毕业证，体现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八路军总司令朱德1938年夏从前线回延安时，亲临青训班视察，检阅了学员队伍，要求青年们“学好本领上前线”，还接受了青训班请求，担任青训班名誉主任。从创建到1940年4月奉命撤离，安吴青训班在两年半时间办了14期，培训了1.2万多名学员，分别输送到延安、前线、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友军以及爱国青年团体，参加和开展抗日救亡斗争。青训班出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出现在党实施全民族抗战总路线而需要数以万计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坚强战士的时刻，为中国青年运动谱写了光辉篇章，被誉为“革命青年的熔炉，青运史上的丰碑”。
泾阳县安吴堡安吴青训班旧址及招生简章。(https://www.daowen.com)
1940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青委书记陈云提议，决定在延安开办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将中央党校青年班和安吴青年训练班的学员转入该校学习。除儿童班外，主要是培养区县以上的青年工作干部。1940年5月3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指出办学方向是“帮助青年干部去掌握革命理论与实际的武器，精通青运指导与方法，养成勇敢活泼，民主互助，团结进步，艰苦奋发的战斗精神”。校训是“坚定的意志，艰苦的传统，虚心的学习，互助的精神，活泼的生活，民主的作风”。根据学生的文化理论水平及不同的求学性质，分成高级班、普通班、陕北干部班、军事班、儿童班等班级，学期一年。此后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绥德分校、山东分校也相继成立，青年运动的“种子”又从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撒向全国。1941年春节，毛泽东为延安泽东青干校王仲方等几位青年题词：“肯学肯干，又是革命的，必定是有益的，必定是有前途的”。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合并为延安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部分学员被派往青年工作岗位，一部分在延安大学继续深造。
国共两党青年战略之较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各地爱国青年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建立起许多团体。为把全国的青年组织起来，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并且给已经衰老腐败的国民党增添“复兴力量”，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系中国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会后，蒋介石派遣“复兴社”[46]和“CC系”[47]的骨干分子在武汉等地组建三青团，大量吸收公职人员、军警、政工人员入团，并且将“复兴社”完全并入三青团充作骨干力量。7月9日，三青团在武昌正式成立，蒋介石就任三青团团长。
三青团的性质和作用，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成立之初，正值抗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许多知识青年在抗日爱国的激情鼓舞下，参加了三青团。三青团为笼络青年，在抗日救国的名义下，开展了一些活动，如在各地建立青年馆、招待所，安置流亡青年和学生；举办夏令营、运动会和文娱康乐活动；建立战地服务队、宣传队慰问前方将士、伤病员和军人家属，开设青年服务社，举办一些生活福利事业等，通过多种活动控制青年运动。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三青团的许多组织在特务分子控制下，成了国民党反共的工具。他们着力扩大组织，在学校、机关、团体，到处出现了“集体入团”“举手入团”等拉夫现象。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三青团向青年灌输封建思想和反共思想，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对蒋介石的愚忠，进行“精神训练”“生活训练”等。有些地方的三青团，被复兴社分子操纵，堕落成了特务组织，与军统、中统沆瀣一气，设立青年劳动营，关押、迫害爱国进步青年。三青团内有些人曾要求改组政府、澄清吏治，但受到蒋介石的压制。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实行“党团合并统一”，将三青团并入中国国民党。
三青团成立时，正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时期，中国共产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曾多次提出与三青团合作，实现青年运动统一，“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团体”。为了促进国共两党青年组织的团结和统一，中共中央不仅在党内讨论，并同国民党进行商讨，明确提出国民党建立三青团应以教育、组织青年参加抗战建国为宗旨，促使其成为各党派各阶级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组织，并恳切表示愿意同三青团“亲密合作”，力求通过三青团改造国民党。而国民党、三青团对于共产党和西北青救会的诚恳建议一再予以拒绝，顽固坚持“一党（国民党）一团（三民主义青年团）控制全国青年运动”的反动政策。1939年，国民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制定了一系列反共政策，各地许多青年抗日组织和进步团体遭到破坏和取缔，大批爱国青年被逮捕、杀害。面对着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提出团结、进步的方针，坚持抗战，继续争取同国民党的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月4日，中共中央通过西北青救会发出《致三民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书》，陈述对于青年运动团结与统一的意见，重申关于建立中国青年统一战线的三条道路，热忱希望三青团“放大胸怀，高瞻远瞩”“进行必要的认真的改革”“把强大的全中国青年统一战线树立起来”[48]。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再次指出：“青年运动方针：坚持青年统一战线，继续采取五四致三青团书的态度，用以争取青年的多数在继续抗战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之下。”[49]1940年12月，中央青委发出《关于国民党区域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希望他们“长期潜伏，积蓄力量；开展统一战线，扩大政治影响”[50]。国统区的学生工作由过去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向隐蔽分散的小型活动，为后来学生运动的高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三青团沦为国民党的帮凶后，压制国统区青年和平愿望的表达，使得广大青年从失望走向背离。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及时向青年传播进步思想，发动青年学生以民主方式展开讨论和争辩，输送大批国统区进步青年到边区学习工作，帮助青年认清蒋介石反动统治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使广大青年逐渐认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从而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于1947年形成了配合中共军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国共两党青年战略之较力，使青年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信心，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青年群众基础。
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西安延安
世界学联全称为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是世界各国学生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是世界学生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织，支持中国革命和抗战，总部设在巴黎。1936年6月初，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时即通过决议加入了世界学联。
1938年春，应中国学联邀请，世界学联组成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0余天的访问。团长是法国人柯乐满，团员有加拿大人雷克南、英国人傅路德和美国人雅德（女），他们都是世界学联的著名领袖、进步青年。代表团组成后即从巴黎出发，于5月上旬到达中国，先后在广州、上海、南昌、武汉、成都、西安等10多个城市进行了访问、参观、座谈、考察活动，广泛接触了国共两党的地方负责人、各青年团体及各界青年和群众。
1938年6月27日，代表团在中央青委副书记、西北青救会主任冯文彬等人的陪同下，从西安出发，乘汽车赴陕甘宁边区考察。途中代表团在泾阳县参观考察了安吴青训班。29日到达延安后参观了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与八路军将士和边区青年进行了广泛接触。7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欢迎大会，毛泽东在欢迎词中说：“中共中央以万分诚意欢迎世界学联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感谢世界学联对中国的衷心援助。抗战虽然要自力更生，但外援也有重大意义，我们需要国际援助，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将要开幕的世界青年大会和全世界人民。”[51]晚上，代表团参加了延安各界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大会。
7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在谈到边区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时说：边区的性质就是抗日民主的堡垒，它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谈到目前中共在全国的作用时，毛泽东说：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作用和意义也在这里。我们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只有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日本国内人民的帮助，争取世界各国的支援，我们的抗战才有缩短的可能。在谈到抗战胜利后中共的主要任务时，毛泽东说：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任务。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不是把日本赶到鸭绿江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的，抗战过程中的各种工作，都与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关联。不过许多重要工作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能完成，例如基本的经济建设等。在谈到青年运动的任务时，毛泽东把中国青年运动任务分为一般任务与特殊任务，一般任务就是不分任何年龄任何职业的人民之共同任务，即党的总路线总任务。青年运动必须把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放在第一位；中国青年、学生在抗战中的特殊责任，是为争取本身的权利、受教育的机会和教育改革而斗争。而世界青年和学生在支持中国方面的使命，就是要向各国介绍中国的情况，敦促各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52]
1938年6月29日，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延安，受到延安党政军学等各界的热烈欢迎，冯文彬（右一）主持欢迎大会。
7月3日，代表团参观了抗大、鲁艺、印刷厂、报社、边区高等法院和监狱等，对边区各方面情况有了较深的了解，留下了较好的印象。7月4日离开延安。世界学联代表团经过考察后，热烈称赞青救会宗旨正大，工作努力，生活艰苦，不愧为中国青年的模范。他们表示回国后要做好三件事：热情地做好宣传；如实地讲解见闻；为八路军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战。
世界学联代表团给中国人民和青年带来了世界青年援华运动的伟大成果和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考察了中国人民和青年抗战的实际情况和经验，他们热情的工作态度给延安人民和青年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们回去后不仅扩大了延安青年运动在国际上的宣传和影响，而且国际青年援华掀起更大高潮，有力支持了中国抗战。之后，世界学联还给延安专门拨款，于1940年建成了延安学生疗养院。
呼应世界青年反法西斯运动
1941年3月10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等10个中共领导下的青年团体联合以中国北方青年名义给美国青年大会的贺电。
1941年11月27日，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筹备会致世界青年团体信：“我们愿意以这个庄严热烈的青年反法西斯大会，来表示我们中国青年对于野蛮残暴的法西斯强盗的抗议，来检阅我们中国青年的反法西斯的阵容，来向苏英美以及全世界各国站在反法西斯战线上的青年兄弟姐妹们声援！”[53]
1942年1月4日至6日，为配合世界各国青年反法西斯运动和促进中国青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央青委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来自边区、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香港、南洋及少数民族108个青年团体228名代表参加会议。目的是响应与配合世界各国青年反法西斯运动；扩大中国青年对国际青年的影响与宣传；加强中国青年反法西斯的教育；加强国内青年的团结。朱德在会上讲话，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临时委员会，聘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各界代表31人为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