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陕西省委艰苦卓绝的斗争
团省委第一次遭受破坏及其恢复
1927年7月后，陕西革命运动转入低潮，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党与团的工作完全转入秘密状态。11月至12月，陕西党、团组织建立了密切关系，经常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决定陕西革命的重大问题。根据八七会议确定陕西党、团的新任务，团省委主要负责人参加党的委员会，团在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工作和组织上有相对独立性。到1928年4月，全省26个县市恢复和建立了团组织，团员发展到3678人。但随着各地武装暴动相继失败，关中地区大多数团组织遭到破坏。1929年初，团省委书记马云藩和委员程士诚先后被捕，两人经受不起酷刑，变节投敌，于2月2日供出党、团省委领导人姓名和机关地址。2月6日，党、团省委在西安的大部分委员被捕，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未被捕的陕西省委委员张国藩、王芾南和团省委委员薛永寿分别碰头之后，于3月1日在渭南县陈家滩白思堂家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陕西的政治经济形势，讨论了目前工作大纲，决定成立党、团临时省委，薛永寿任团临时省委书记。
3月23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渭南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重新调整省委成员，杜衡任临时省委书记。会上研究决定派王芾南（王林）、杜衡、薛永寿3人组成陕西党团代表团，去上海向中央汇报陕西情况；由徐振化带其妻及妻弟到西安做卖馍生意，建立联络点，作为党、团临时省委的通讯联络站。4月10日，陕西代表团到达上海，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恽代英、项英分别接见了陕西代表，口头交谈了陕西情况。在上海期间，团临时省委书记薛永寿向团中央写了《陕西工作报告》。报告中说，党的八七会议之后，陕西“团在这时已有很浓厚的盲动主义、先锋主义。如不顾客观环境及主观条件，硬干暴动；不要群众的个人恐怖主义的方式发动斗争，沉溺特务工作等”。而且，“在每一个通告中及对各地的指示中，没有‘暴动’二字，就觉着是机会主义”。报告还指出了陕西团组织工作中忽视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青年知识分子等问题。
1929年6月间，党、团中央召开陕西工作专题会议，听取陕西代表团的汇报，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彭湃、恽代英等参加。中共中央指示，陕西党组织要在政治上领导团，在精神上、物质上帮助团；党、团组织要互派代表参加会议，互相报告工作。团中央指出，陕西团组织在协助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带领青年开展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主要领导人思想上存在着盲动情绪、第二党工作方式等问题。团中央指示，陕西团组织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广大劳苦青年群众，建立团的无产阶级基础，使团的工作青年化。汇报会之后，团中央作出了《陕西团目前工作决议案》。在这个文件中，团中央对陕西团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同时指出陕西团组织存在着工人成分偏少、团内盲动情绪浓厚、缺乏与青年群众联系等问题。依据陕西团组织存在的上述缺点，团中央在决议案中提出陕西团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右倾情绪及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建立团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是在城市建立青年工人支部；在农村中注意吸收贫农、雇农、佃农及农村中手工业青年群众参加斗争，为青年争取特殊利益。
代表团于7月上旬返回西安，紧接着在渭南召开了党、团临时省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文件。会上决定张文华去陕北任团陕北特委书记。此后，团临时省委即按中央指示精神，加紧整顿、恢复组织，清除变节投降分子，联系失掉组织关系的坚定团员，重新建立组织。由于敌人仍在利用自首、叛变分子追捕党、团员，团临时省委无法建立固定机关，领导人均以社会职业作掩护，分散秘密活动。直到1929年冬天，团临时省委才在西安青年路莲寿坊建立了机关。
团省委第二次遭受破坏及其恢复
1930年夏，陕西团组织在恢复中逐渐壮大，团的工作重新打开了局面。7月1日至9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共青团问题决议案，强调加强对共青团的政治指导，帮助团开展群众工作。7月中旬，团临时省委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讨论贯彻临时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决定正式恢复团省委，薛永寿任书记。不久，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传播到陕西，使团省委工作的指导思想受到了严重影响，以致对陕西形势和政治任务作出了更“左”的决议，混淆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斗争的界限。在戒备森严的西安市搞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暴露了团组织的领导骨干。10月8日，团省委书记薛永寿在西安南院门公开活动时被国民党逮捕。10月10日，团省委、团西安市委和部分基层团组织再次遭到破坏，许多党、团干部被捕，团省委、团西安市委均陷于瘫痪。此后，又出现了党、团合并的取消主义倾向，党、团陕北特委合并为陕北行动委员会，团陕北特委被取消，团的工作由党来代替，全省团组织的领导工作由省委来代管。
团陕西省委改组为团西安市委
1931年1月初，省委决定恢复重建团省委，刘映胜任团省委书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占据统治地位，罗章龙等人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借口下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对陕西党、团省委产生很大负面影响。1月底，省委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建议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新中央的决议案，形成了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赞成罗章龙等分裂党的错误立场。团省委跟着省委犯了同样的错误。直到收到中央传来的文件，清楚真相后，团省委于3月30日召开会议，拥护中央关于开除罗章龙党籍的政治决议与省委六次全会的决议案。此后，陕西团的工作重点转向以城市为中心的青年运动，放松了对农村青年运动的领导。因全省团员减少，活动范围缩小，5月30日，团省委召开会议，将团省委改组为团西安市委，主要领导西安市团的工作，指导全省的青年运动，刘映胜任团西安市委书记。同时团中央派陈浅伦回陕加强团的领导工作。6月24日，团西安市委召开执委会议，调整了团市委领导成员，陈浅伦担任书记。1932年1月，陈浅伦奉命到陕南担任党团特派员，刘映胜再次任团市委书记。由于受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陕西团组织的发展建设受到了阻碍。党、团合并的取消主义错误未得到彻底纠正，多数地方党团组织混合在一起，影响了团员的发展工作。到1932年6月底，全省仅有团员300多名。宣传部部长。1931年1月，任团省委书记。1932年12月，调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1933年8月，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书记。1988年6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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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映胜（1910-1988），陕西渭南人。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初夏转为中共党员，先后任团赤水特支书记、团渭南中心县委书记、团省委西安市委陕南特派员，1932年12月创建红军第29军并担任军长，1933年4月被叛徒出卖，于马儿崖反革命事变中被捕，在西乡县磨子坪就义。
陈浅伦（1906-1933），陕西西乡县人。1928年到上海劳动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5月先后任共青团西安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共青团
团省委第三次遭受破坏及其恢复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责成团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改换与加强团西安市委的领导”，“考虑建立强有力的团陕西省委”。8月初，团西安市委改为团省委，刘映胜任书记。12月，刘映胜调省委工作，团中央派袁岳栋来陕任团省委书记。1933年2月17日，团省委组织部创刊《西北青年组织者》，该刊内容是有关发展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团支部训练大纲等组织建设问题，号召青年工人和学生积极参加共青团。4月初，袁岳栋调任省委书记，李盛弟、刘宗沛先后接任团省委书记。团省委的机关刊物为《西北列宁青年》。团省委重建后，作出《“九一八”工作决议》，规定陕西团的任务是：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积极发展反帝运动，领导青年参加土地革命、游击战争和创建陕甘边、渭北、陕南苏区的斗争，积极发展团员，使团员数量增加一倍。
从1932年10月21日到1933年1月20日，团省委指示在全省开展冲锋季活动，落实团省委“九一八”工作决议提出的各项任务，计划将团员发展到1500人。工作重点是帮助渭北、韩城、陕南和红二十六军建立健全团的组织机构；同时举办全省团干部训练班，制定《支部训练大纲》，向基层提供团内教育材料。正当陕西团组织恢复元气，陕西青年运动走向高涨，党、团省委组织全省“红五月”[16]和七月“冲锋月”[17]活动之际，国民党陕西当局集中力量疯狂地向陕西党、团组织发起反扑。1933年7月28日，省委书记袁岳栋、常委杜衡和贾拓夫、高岗等人在西安东大街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发觉。袁岳栋、杜衡当场被捕，后叛变投敌，贾拓夫、高岗逃离。第二天，党、团省委机关，西安市委机关均被敌特破坏，大批党、团干部被捕。7月底，省委常委贾拓夫和团省委书记刘宗沛在西安一起主持召开党、团会议，讨论安排全省党、团恢复工作。8月底，贾拓夫和刘宗沛到上海向党、团中央汇报工作。团中央决定派刘宗沛到河南工作，派韩学亚回陕帮助恢复陕西党、团组织。幸存的团干部冒着生命危险数次恢复组织和工作，相继建立了团临时省委和陕西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韩学亚任书记。韩学亚慑于白色恐怖，不敢出面活动，陕西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自行消失。此后，团省委和陕西国统区多数地方团组织再未恢复重建。团陕南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失去与上级联系之后，在同级党组织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陕西国统区的青年运动，由西安事变后建立的陕西青年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18]等进步青年团体担负起来。党工作，1934年冬被捕牺牲，年仅19岁。
刘宗沛（1915-1934），陕西汉中城固人。1932年先后任团省委汉南特派员、团省委经济斗争部和宣传部负责人，1933年4月任团省委书记，1933年底任团河南省工委书记，受到“左”倾路线打击仍努力为
1933年2月17日，共青团陕西省委组织部创刊的《西北青年组织者》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