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陕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上山下乡活动的正常进程，工厂停止招工，大学停止招生，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没有工作，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从主要解决就业问题的社会活动，演变成“接受再教育”的运动。陕西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其规模也大大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前。从1969年底，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31]上山下乡开始，到1973年应届初高中毕业生逐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直至1979年夏结束。
为加强对知青工作的管理，全省各级党委专门设立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省各级团组织积极协助党政组织参与接待、安置、教育、管理和落实知青政策，不断加强下乡知青的思想政治工作。协助党支部办好政治夜校、文化室（俱乐部）、科学实验室（组）等，关心他们的生活，积极培养，大胆使用，积极推荐他们担任广播员、故事员、教员、记工员、会计等工作。并坚决同残害知青的坏人坏事作斗争，带领知青参加农业生产建设。1973年7月，省委知青办、团省委、省教育局联合召开知青函授教育座谈会，安排在全省知青中试点业余函授教育工作，解决知青的学习问题，为高考制度恢复后知青很快投入学习打下了一定基础。197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一个好办法——中共西安市委选派干部带领下乡知识青年的调查》的通讯员文章。1976年1月，陕西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表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1979年7月28日，省委知青办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庚在会上指出，今后在继续动员一部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同时，要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扩大留城面积。随着拨乱反正不断深入，全省范围的知青开始陆续返城安排工作，由此知青上山下乡和插队落户活动告以终结。
北京知识青年在延安
1969年初，在中央领导人的倡导下，经北京市革委会和陕西省革委会协商安排，北京部分知青分赴陕西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69年初，省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欢迎北京知青来我省延安插队落户的通知》。第一批来延安的有1000多名北京初高中毕业生，此后陆续到达的近3万名，分别被安排在延安地区的12个县的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包括养猪、放羊、开荒、造林等各种农活。
北京知青来到贫穷落后的陕北黄土高原生活和劳动，农村的“脏”“苦”“累”三大难关不容易闯过，加之人地两生，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为了做好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的组织安排工作，延安地、县两级安置办公室抽调100余名干部负责北京知青的政治、生产、生活指导工作。经过多方面工作和他们自己的刻苦努力，特别是在当地老区农民的关心、帮助下，绝大部分知青慢慢地安下了心，不少人能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逐渐地变成了“延安人”。
延安人民欢迎北京知青。
由于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知青在延安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既有伤亡事故，还有坏人乘机残害知青的事件，更有生活、医疗、婚姻等方面的困难，虽然也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但无法彻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1970年3月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陕西省革委会、延安地区和12个县的革委会负责人、北京市革委会和7个有关区的负责人出席会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到会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特别提出延安要带头恢复延安精神。会议通过了《纪要》，加强对北京知青插队延安的领导，要高度重视，有关地县要有专人抓，社、队要有专人管；做好扎实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耐心帮助北京知青，合理安排，注意安全；解决好他们生活、学习、劳动中的实际困难。北京市革委会按照中央领导要求，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延安，一面插队劳动锻炼，一面协助当地政府做好北京插队知青工作。3月26日，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专门接见了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代表，勉励他们要学好延安革命传统，热爱延安，建设好延安。
北京知青为延安的建设、发展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至1971年12月，北京知青有3000多人担任宣传组长，1200多人担任了“赤脚医生”，数以千计的人担任了小学教师，有27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290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栗建国和张正秋从担任基层团委书记到担任团延安地委书记、团省委副书记。张艳、时玉存、徐继华光荣地参加了国庆20周年观礼。作为数万名来陕西的北京知识青年中的一员，习近平在延川县插队时，和大家一起劳动，一步一步锻炼成长起来，习近平曾深情自述：“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年”。[32]延川县吴家庄北京插队知青孙立哲，担任赤脚医生3年，以窑洞作手术室，木板作手术台，用几件简易的手术工具，为群众做大小手术千余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党的政策规定，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都陆续返回了北京或被安排于其他大城市工作，其中不少人在各个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https://www.daowen.com)
三线学兵连
1964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建设三线、加强国防、进行备战的战略决策，开启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33]。1970年3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陕南地区三线建设问题座谈会，提出大力支援陕南三线建设的具体任务。为了实现国家的战略决策，落实省革委会的要求，8月，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2.58万名69届、70届初中毕业学生，奔赴安康，参加三线建设中重点动脉工程之一的襄渝铁路建设，并成为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种特殊形式。
这些学生平均年龄17岁，其中最小的仅14岁，被编为141个连队，隶属于铁道兵工程10师和11师，分别驻扎在安康、紫阳、旬阳三个县。由于他们有别于同一工地上的民工、部队，被称作“三线学兵连”，这些青年学生在秦巴山区与铁道兵指战员以及当地民工在一起，一方面参加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一方面经受着艰苦环境的磨炼，接受严格的军事管理制度。
襄渝铁路工程分布于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秦巴山区，学兵们住在山坡上临时搭起的帐篷和茅草棚中，既要承受酷暑、严冬的考验和风雨、泥石流的侵袭，又经常受蚊虫、毒蛇、野兽的危害，生活供应更是极端困难。学兵们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克服种种困难和险阻，创造出了惊人的成绩，如期完成任务。4900多名女学兵被单独编制为26个连，承担了陕西境内177个隧道、117座桥梁、上千个涵洞的沙石备料工程，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封建保守观念，树立了新时代新女性的英勇形象。
学兵连英雄连队、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不断涌现，人们称这些学兵是铁路建设中的“铁军”。1972年6月17日，19岁的学兵吴南在安康枫树垭隧道塌方事故中，为抢救战友英勇牺牲，社会反响非常强烈。上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追认吴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二等功，授予“模范共青团员”光荣称号，被批准为革命烈士。1973年5月17日，共青团陕西省委发出了《关于开展向吴南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决定在全省团员、青年、红卫兵和少年儿童中开展向吴南学习的活动。
1973年6月，作为三线工程的襄渝铁路陕西段竣工，陕西的两万多名“三线学兵”完成了任务。1998年，团省委联合有关部门监制的九集电视专题片《三线学兵连》，真实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初陕西省2.5万多名中学毕业生响应祖国召唤，奔赴陕南参加三线建设，修建襄渝铁路的动人故事。该片在全省各地播映，在“以史育人”的社会功能方面作出成功的尝试。
吴南（1953-1972），1970年8月中学毕业后，参加了襄渝铁路建设工程，编在三线学兵17连三排担任排长。1972年6月17日，吴南带着战友们进隧道出渣、放炮，遇险塌方，命令战友马上出洞，在最后一刻用力把一位战友推出隧道时牺牲，年仅19岁。1973年6月，共青团陕西省委授予吴南“模范共青团员”称号。1975年12月1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民政局授予吴南革命烈士称号。
三线学兵连学兵在施工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