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国统区青年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国民党对青年的反动统治
陕西国统区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最重要的基地之一。西安一直是国民党反共前沿基地，是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城市之一。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在通向延安的路上封锁、扣留、迫害知识青年，修筑了五道封锁线；1939年在咸阳设立“特训总队”，1940年迁到西安改为“西北青年劳动营”；1943年在耀县设立了“陕北青年招待所”，专门扣押、监禁、迫害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还成立了防止抗日青年学生进入延安的“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呼吁，“五曰保护青年。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营之设，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荼毒？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政府宜速申令全国，保护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营，严肃各地侮辱青年之暴举。”[70]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一面密令其军队屡次侵犯陕北解放区，一面在陕西国统区全面实行内战动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消灭陕甘宁边区。在仅有50万人口的西安市中，国民党的统治比其他地方更为严密，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70多个特务机关，5000多名特务，在解放区周围设立情报据点，不少特务分子混入解放区，刺探情报、制造谣言、实行暗杀。1946年，胡宗南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原“西北青年劳动营”的基础上，设立了新的集中营——第一战区长官部青年训导所。不久，扩编为第一战区长官部特训总队，1946年底改名为西安绥署爱国青年训导总队（简称青训总队）。尤其在各级学校施行奴化教育，麻痹青年。在机关学校建立秘密情报网，对大中学校的学生实行以内战为目标的军训，从各个方面对国统区的青年学生实行特务控制。疯狂逮捕、绑架、暗杀地下党团员和进步学生，镇压进步学生运动。
西北民主青年社及反独裁反内战宣传
在全国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推动下，陕西国统区各院校学生也组织社团，创办壁报，日益活跃起来。1944年12月，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简称民盟西北总支）负责人杜斌丞，派共产党员王维祺赴成都，与成都民主青年协会负责人商讨在陕西开展青年运动和建立青年组织问题。回陕后，经中共关中地委（1946年1月改为中共陕西省工委）同意，1945年4月，在杜斌丞和杨明轩的支持下，由共产党员李敷仁、武伯纶、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5人出面发起，在西安成立了西北民主青年社（简称民青社）。5人被党组织指定为5人小组，作为民青社的领导机构。随着全国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涨，民盟西北总支把《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简称《联合版》）作为机关报，成为西北国统区新闻战线上动员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发动西北地区反饥饿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的一支响亮的号角。1945年下半年，民青社与民盟西北总支商定，民青社员参加民盟并以民盟西北总支青年部名义公开活动，以发展民盟盟员名义发展民青社组织，民青社5人领导小组同时是民盟西北总支青年部，但民青社在民盟内是秘密组织，有自己独立的领导机构，成员另行立册，组织自成系统，工作上保持独立，政治上接受新民主主义纲领。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社团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青社指导下，重新把进步学生团结在中共的周围，为解放战争时期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民青社通过骨干社员参加《民众导报》《联合版》等进步报刊的编撰工作，同时创办《文化周报》《儿童旬刊》《孩子报》《新妇女》等报刊，宣传民主思想，宣传民主政治，指导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这些报纸、刊物和墙报，政治观点鲜明，语言活泼，很受读者欢迎。如《儿童旬刊》刊登了西安东羊市小学学生张蕴如写的一首儿歌：“小儿童，体格健，坐飞机，到前线，见军队，好言劝：放下枪，快停战，协商会议有决策，革新政治不内乱，人民才能得平安！”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调派大批军队进犯解放区，打内战，儿童以“劝”的口气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西北农学院的《亢丁》连续刊登《胜利果实属于谁》《是接收还是劫收》等评论文章，揭露国民党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事实。(https://www.daowen.com)
秘密建立青年团
中共中央西北局早在1946年12月讨论边区扩大建团问题时，就指出“在国民党区域中也需要有一个青年积极分子组织，成为青年群众的核心，以推进青运与民主运动”。中共关中地委、西北局青委、青年团边区筹委会通过各种方式，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火种秘密播撒到陕西国统区青年学生之中，在国统区开展秘密建团工作。1948年1月，关中地委会议认为：在国民党血腥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恐怖形势下，学生运动不一定要强求游行示威，而是要引导启发青年学生政治觉悟，吸收他们加入青年团；建团先以学生为重点，从城镇学校做起，逐步向各领域普及；决定由韩夏存（唐磊）具体负责学生运动和学校建团工作。
地下党组织按照“个别吸收，多头发展，单线联系，组织插花”的方针，在各大专院校秘密开展了建团。西北大学地下党开始秘密传阅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吸收了20多名学生运动骨干入团。中共西府工委根据中共关中地委指示，派王维祺到西北农学院与地下党支部商议建团，吸收学生积极分子加入团组织，并通过原民青社的外围组织亢丁社、春草社开展团的活动。西北工学院建团工作则是通过中共党员陈来驹单线联系的方法，在原民青社领导的学生社团和暑期补习班中开展起来，建立了西北工学院地下青年团组织。1948年秋天，中共党员葛世民在以国民党晋陕监察委员行署助理科员身份工作期间，先在陇县秘密发展20多名团员，建立了陇县地下团组织，回西安后又分别在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省立师专、医专、商专、陕西省医院、西安第一医院发展了一些团员。中共党员陈来驹通过党员张瑞兰在西安电讯局建立了团组织，并发动团员把西安电讯机械设备、线路运行等情况搜集整理后，送交给地下党组织。
在西安秘密建团的同时，关中一些主要地区如咸阳、三原、耀县、宝鸡、扶风、岐山、眉县、凤翔等县的地下党组织也积极开展建团工作。这些分布在陕西国统区的地下团员，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带领进步青年在迎接陕西解放的各项斗争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韩夏存（唐磊，1921-1955），陕西省礼泉县人。1947年5月任中共西安地下组织负责人，连续组织发动了以学生为主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和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五二〇”血案的群众运动。1949年5月任中共西安市委青委书记和青年团西安市工委书记。1954年，任青年团西北工委书记，同年11月，调团中央工作。1955年11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