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陕西青年抗日救亡运动
声援一二·九运动
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中华民族危机到了空前严重的关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北平各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数千名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起来吧，亡国奴前夕的全国同胞！”[26]掀起空前规模的一二·九运动。
消息传到陕西后，西安学生冲破国民党的高压政策，走上街头，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壮举。24日，西安各校学生和教职员向国民党各界和北平学生发出通电，请求政府锄奸救国，维护并领导学生运动，释放被捕学生，表示誓做北平学生后盾。25日，省立一中、省立二中和西安师范等学校的师生4000余人在革命公园集会，之后到陕西省政府、省教育厅请愿。省教育厅厅长周学昌对学生的请愿活动横加指责，企图压制学生运动。学生们毫无畏惧，向社会各界大声疾呼：“我们是读书不忘救国，不把汉奸枭首、国贼铲除，誓不甘休。”请愿学生走上大街，呼吁抗日，奋起救亡。在西安学生带动下，华县、三原等地学生也举行罢课、游行、下乡宣传等活动，声援北平学生运动。国民党陕西当局十分惧怕高涨的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立即用“免于考试”“提前放假”的阴谋压制了学生运动，教育厅长周学昌到西安高中警告学生“勿借救国名义作不轨行动”，使学生运动暂时进入低潮。
虽然学生运动暂时进入了低潮，但“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27]
西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
1936年初，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并通过各种渠道向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进行宣传，在进步学生中秘密开展建党工作，推动陕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接着，东北大学中共支部书记、学生救亡工委负责人宋黎等人应张学良之邀来到西安，向东北军和西北军介绍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呼吁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团结抗日。不久，北平学联和民先队代表团随东北大学工学院一同来到西安，进一步壮大了西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力量。
2月，上海大公纱厂日本监工打死中国工人梅世钧，消息传到西安后，全市7000多名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高压封锁，于3月7日在革命公园隆重举行追悼梅世钧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并连续多日到大街和郊区农村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呼吁国人奋起抗日。学生的爱国行动再次引起了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恐惧，3月15日，反动当局下令解散学生救国会，烧毁学生救国会的印章和大旗。但各校学生又陆续建立了学生自治会、读书会、同乡会等组织，继续有组织地开展救亡运动。
1936年下半年，西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继续高涨。九一八事变5周年这天，西安4000学生和旅陕8000东北军民在南院门“西北剿匪总部”联合举行东北沦亡5周年纪念大会，公开贴出“团结抗日、共赴国难”“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大幅标语，学生们向张学良表示，“我们的热血已沸腾到顶点，我们的心坚如磐石，愿以我们数万颗肉弹，做副司令抗日救亡的武器。”张学良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要率东北军披甲还乡，雪耻报仇”。
随着西安学生运动的高涨，1936年10月初建立民先西安临时队部，西安各校学生救国会也陆续重建。11月15日，西安高中、西安师范、东北大学工学院等14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西安高中举行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了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西安学联），从组织上统一了西安学生运动的领导。在西安学联的影响下，蒲城、汉中、凤翔、华县、三原、武功等地的进步学生也相继建立了同学会、读书会、学生自治会、新文字研究会等团体，开始了有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11月，绥远抗战爆发，西安学联和西救会[28]、东救会[29]组织代表团携带捐款和慰问品奔赴绥远抗日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受到傅作义的接见。
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请愿斗争
在援绥抗战的热潮中，蒋介石再次亲赴西安督促剿共，镇压群众抗日运动。中共西北特支、中共东北军工委研究决定，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机会，发动西安学生举行游行请愿活动。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联和民先队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和西救会、东救会的配合下，组织动员以学生为主体的西安各界群众一万多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南院门“西北剿总”[30]门前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大会。会后立即派代表向“西北剿总”递交请愿书，接着整个队伍到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各党各派各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首先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出兵收复被占领土”[31]的口号。学生们对各处接见者的答复都不满意，决定徒步前往临潼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电令对学生“格杀勿论”。张学良为避免发生流血事件，驱车赶到十里铺，劝导学生返回。学生群情激奋：“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愿为国而死，我们前进吧！”张学良对学生们说，“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要迫切。”“请大家相信我，我无时不挂记抗日复土，我是要抗日的”。“你们所提要求，我一定转呈蒋委员长，我代大家请愿。”他还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学生们的要求。当晚，张学良赶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反映西安学生的请愿要求，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非但不接受学生的意见，反而斥责张学良说：“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32]学生请愿的行动和蒋介石的顽固态度，促使张学良、杨虎城终于下定最后的决心，毅然决定向蒋介石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用事实回答了学生的请愿要求。(https://www.daowen.com)
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变前夕西安学生游行队伍前往临潼请愿。
西安事变中“青年拥护和平的奋斗”
西安事变当天上午，西安高中、西安师范等校学生冲进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翻阅有关档案，协助搜捉反动官员，砸毁了省党部的挂牌。当天下午，西安学联搬进了省党部办公。晚上，西安学联等14个团体举行紧急会议，共商救亡大计，决定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张、杨八项主张。民先西安临时队部改为民先西安地方队部，公开民先身份，并搬进国民党长安县党部办公。在西安学联和民先西安队部的组织下，学生们组成大批宣传队，分别深入西安大街小巷、郊区农村和关中、陕南、陕北各县以及东北军、西北军中，向工农兵学商各界宣传兵谏意义和张、杨八项主张，组织各界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团体和活动。
12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西安帮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民先全国总队部相继派人到西安指导青年运动。周恩来、博古等中共领导人多次在西安召开学生座谈会，说服学生接受释放蒋介石的和平解决主张。西安青年学生从民族利益出发，接受了党的正确主张，而且在行动上把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国共合作的新口号作为主要任务。在各方努力下，最终蒋介石接受“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要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张学良、杨虎城先后撤销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解散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改组了陕西省政府，12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重新建立。为进一步统一和发展陕西学生运动，1937年1月11日，陕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统一了关中、陕南各县的学生救亡团体。为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1月省委专门设立中共西安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安学委），在学联和民先队中建立了党团[33]。
西安事变后，寒假期间西安学联组织20多个农村工作团，深入农村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发动组织民众抗日救亡工作。民先西安队部派出代表团与平津代表一起领导召开了民先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宣传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联蒋抗日的伟大意义。陕西学联、西安学联和西安民先队还派出代表到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同全国学联及其他青年救亡团体进行联络，介绍西安事变和陕西青年运动，参加全国学生请愿团到南京请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活动。西安、武功等地学联和上述各地学生救亡团体开展了慰问红军、为红军筹集粮款、动员青年参加红军的活动。
西安事变前后，西安各校学生组织创办了许多进步刊物，作为抗日宣传的“武器”，呼吁全民族共同抗日救国。1936年3月17日，西安高中学生救国会创办刊物《救亡线》，被迫停刊后又于11月再次复刊，复刊号封面以醒目的大字写着编者的誓言：“与其退而受辱，勿宁进而饮弹”，旨在唤起国民抗日的决心和力量。1937年1月1日，西安学联创刊《学生呼声》，是中共领导西安学生运动的综合刊物，主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反对投降主义；指导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活跃学生文艺创作，促进救亡活动的开展。由于国民党当局强迫停刊，《学生呼声》只出了7期。还有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创办的《沙河》，西安师范学生救国会创办的《学生文化》《中天阁》，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救国会主办的《萌芽》，西安一中学生救国会主办的《突击》等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了抗日救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推动陕西救亡运动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乃至陕西境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抗日爱国运动，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先锋作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对峙十年的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于全省学生的爱国行动，省委及时给予了“西北救亡运动中有力的支柱”[34]的赞扬和鼓励。1937年4月中旬，西安、三原青年代表团在延安参加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高度赞扬了“西安青年拥护和平的奋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团省委及其所辖各级组织，在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始终把实现党的政治任务作为团的中心任务，在带领青年学生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抗日救亡运动，在团结教育青年跟党走、争取青年切身利益，在帮助发展党组织、为党输送新鲜血液等方面，发挥了先锋、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协助党挽救革命危机、探索革命道路，为党组织培养输送了大批青年干部，陕西青年运动成为陕西党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中最积极活跃、作用最显著的一支生力军。这一时期陕西团组织和党一样，多次遭到大破坏，许多团员青年和团干部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陕西青年的楷模。
共青团作为政党性的政治团体，处理好党团关系，正确解决工作青年化、群众化的问题，是保证党对团的领导、正确发挥共青团作用的根本保障。土地革命时期党、团共发文件，对党、团员提出同样要求，团员兼党员，党、团互派代表并在党内、团内互有表决权，在党组织力量较弱或党组织遭到破坏尚未恢复的地方，共青团在政治上代行党的职能。在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中，陕西党、团组织同时受机会主义错误影响，陕西团内曾出现过不顾陕西客观条件主张暴动的先锋主义倾向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实践证明，保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的生命线，坚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和青年运动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共青团必须正确认识和坚定党的领导，执行党的决议，团的干部必须不断增强党的观念和理想信念，服从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