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大学生活

1912年本雅明中学毕业，开始在大学学习哲学和语言学，最初是在弗赖堡，后来在柏林，自1915年秋季起又去了慕尼黑，再往后是在伯尔尼。本雅明的学习方式非常奇特，他听各类讲座，广泛阅读文史哲类书籍，很少能坚持听完一节课，也从不参加考试。尽管如此，他这种坚持以独立探索为主的自学方式，还是使他博览约取，获益良多。由于对文史哲领域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促使他于1917年开始撰写的博士论文《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批评概念》，于1919年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此外，大学期间他还把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要求自由和自治的学生运动中，曾担任过柏林自由学生会主席，积极参加当时由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neken)领导的“青年文化运动”并大力鼓吹教育改革。在本雅明看来，大学教育必须清除实用或职业训练因素，不应该把创造精神篡改为职业精神，大学教育应保持精英品位并使人类的精神价值得以承传。事实上，对精神生活的不倦追求不仅仅是本雅明推崇的教育理念，也是贯穿他一生的生存信念，他甚至把这种信念推至极端，竭力抵制一切仅仅为了功利目的而从事的活动，包括不愿意为了养家糊口而去从事某种“资产阶级职业”。他赞同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话:“对我来说，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是一件可憎的事。”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贾宝玉，同样憎恨跻身于“仕途经济”之列，同样弃绝了功利主义的人生观，自然同样被世俗人讥讽为愚顽怪诞、无用寄生之辈。不仅如此，本雅明还有一些非常奢侈的爱好，其中之一就是藏书。本雅明所藏之书数量极多、种类极广，但这些书既不是用来阅读，也不是用来作研究，完全没有任何实际用途，仅仅是摆脱了一切功利目的从而超然安详地与本雅明相依相伴。对本雅明来说，这是为了完成人的救赎而进行的对事物的救赎，藏书者从中收获的是一种“无利害的愉悦”(康德语)，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本雅明终生为藏书所累，即便后来随着战争的爆发德国经济状况迅速恶化时，他也没放弃这一昂贵的嗜好，而且直到1919年本雅明拿到博士学位后依然不打算独立谋生，想继续依靠父亲的供养来生活(包括继续保持这种狂热的藏书癖)。这使得本雅明与他严肃务实的商人父亲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并最终走向决裂。

本雅明在大学期间结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格雄·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现在保存下来的本雅明所写的近600封信中，有近300封是写给肖勒姆的。肖勒姆对本雅明的思想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同是生活在日耳曼文化氛围中的犹太裔知识分子，二人都强烈地感受到了犹太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困境。生为犹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似乎不会随着与政治整合相伴而生的社会同化和文化同化而消失，这就是很多犹太裔知识分子在与西欧现代文明的接触和碰撞中感到孤独、矛盾、焦虑和无家可归的原因。这一点我们在同是犹太人的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写作和精神探索中看得很清楚。在这种历史悖论面前，肖勒姆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张坚守犹太文化和宗教传统。本雅明则始终与这种激进的潮流保持距离，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他痛苦地洞察到回归传统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特立独行的文化姿态也使他终生与任何运动或思潮保持距离。尽管如此，与肖勒姆的接触仍然使本雅明开始认真思考犹太教精神与文化，并对其中的神秘主义与救世主义深为着迷，这成为他日后思考问题的重要维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