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风云——《意志的胜利》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一稿写于1935年，当时本雅明正处于流亡期间，贫病交加，几乎一无所有，唯一的谋生手段是写文章，但很多文章都无法发表。他是1933年阔别德国，踏上流亡之旅的，在此之前，他还可以依靠在电台工作得来的收入维持生活，但随着希特勒上台执政，所有的生活保障都不复存在。

希特勒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的主席，1933年成为国家元首，建立了德意志第三帝国，这是一个恐怖独裁的高压政权，大肆推行一系列令人发指的内外政策，比如宣扬种族优越论: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种族，有权奴役甚至消灭劣等种族;强调“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国家整体意志的代表，一切人都要服从于他;美化并迷信战争的力量，积极扩军备战，夺取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希特勒本人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虐待狂和战争狂，他甚至主张每一代人都至少要经历一次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欧洲各地建立了很多集中营作为杀人基地，以奥斯维辛最为有名，用残忍手段屠杀犹太人近600万。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日耳曼人的首要敌人，是不可救药的劣等民族，应予以淘汰和灭绝。他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1933年一上台，他先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采取一系列抑制犹太人的措施，比如禁止犹太人当公务员、法官、律师、医生等;不许犹太人进入公共娱乐场所;不在犹太人的商店里购买商品。这些政策使德籍犹太人的社会地位迅速下降，很多正当的权利被剥夺，沦为“次等公民”。身处其中的本雅明对这一切体会尤深，电台不再给他工作机会，投出的稿件被悉数退回，先前与他合作的机构纷纷撕毁合同，凡不能与官方保持一致的观点都被禁止表达，恐怖压抑的氛围已达到极致。在所有的谋生手段被剥夺后，本雅明不得不于3月离开德国，开始第二次流亡生涯，他很清楚，这是永久的放逐，再也没有机会返回柏林。1935年，希特勒抑制犹太人的政策进一步升级，在纽伦堡会议上，他颁布新法律，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使他们丧失一切法律保障并被驱赶出境，这样，犹太人就从“次等公民”变为无公民权的游民。1938年，希特勒、戈培尔等人又精心策划了一场史称“砸玻璃之夜”的反犹惨案，11月9日夜，德国各地及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走上街头，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打、砸、抢、烧，致使多人被杀，多个教堂和商店被焚毁，上万名犹太男子在家中被捕并被押往集中营，后被折磨致死。这次事件后，纳粹当局又强制每个犹太人佩戴一个具有侮辱性质的标记，并向当局支付10亿马克的赔款，这一切使原本处于弱势的犹太人在生活上陷入绝境。1939年9月，纳粹德国侵占波兰，二战爆发，此后开始大规模、肆无忌惮地屠杀犹太人。很多犹太人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残杀和活埋，其余的则被押解到集中营，以惨无人道的方式被折磨致死，这些方式包括毒气、活体医学实验、强迫做苦役等，至今让人感到不寒而栗。1942年的“旺湖会议”，纳粹当局通过了彻底灭绝犹太人的决议，于是进一步加大了屠杀规模，加快了屠杀速度，仅奥斯维辛一地，每天就有约6000人被杀死并送入焚尸炉，成为名副其实的“死亡工厂”。

那么，为什么纳粹政权如此仇视犹太人呢?残忍如希特勒者又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能得到众多德国人的拥护，他是怎样说服众人加入到屠夫的行列中去呢?客观来讲，希特勒即便是个天才，也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煽动起国民对犹太人如此大的仇恨，“排犹”一定有更深的民族心理原因。从历史上看，欧洲人始终对犹太人持有成见，反犹事件屡屡发生。早在公元2世纪前后，罗马帝国统治者便屠杀了上百万犹太人，并将余者从他们的聚居地——西亚的巴勒斯坦地区驱逐出去，从此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流散到西欧各地，无法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初到西欧犹太人又备受排挤，当权者不允许他们占有土地，他们只好从事在当时遭人鄙视的商业活动，渐渐聚敛起大量财富，但这导致了当地人对他们的妒忌和仇视。整个中世纪，他们不断遭受迫害和驱逐，不得不在夹缝中求得生存。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和靠经商致富的犹太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厄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头上，为了避祸，他们不得不大批逃往东欧和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逃亡。这种“排犹”意识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积淀，在欧洲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延续到20世纪。“排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宗教问题。犹太人普遍信仰犹太教，欧洲人则普遍信仰基督教，虽然后者导源于前者，但后者的地位始终受到前者的质疑。犹太人在宗教方面有优越感，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与上帝有某种神秘的契约关系，这使得欧洲的基督徒们大为不满，因为基督教已演变成一种普世宗教，它认为所有人都可以归化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负有拯救人类和世界的使命。可以想象，当基督教与具有优越感的犹太教迎头相撞时，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基督教会想尽办法甚至使用暴力手段迫使犹太人改变信仰。为了给“排犹”寻找合理的借口，基督教会利用了一则宗教传说，耶稣的门徒犹大为了30块银币出卖了自己的主人，致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犹太人被说成是叛徒犹大的后裔。这种宣传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进而发展为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理，犹如一种集体无意识，世代遗传，每当遇到经济利益冲突和政治局面动荡时，就爆发出来且愈演愈烈，如果这时被某个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就会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希特勒无疑抓住了这个时机。纳粹政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迅速崛起的，一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不得不接受《凡尔赛和约》，承担战争责任，并向英、法等国支付巨额赔款，还要从非德意志人居住地迁出，这使德国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经济上陷入困境，民族感情遭受巨大挫折，民众普遍感到愤怒和屈辱。与此同时，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对德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工业生产倒退到19世纪末的水平，通货膨胀严重，国力日渐衰微。这些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也刺激了极右势力对外扩张的野心。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主张德国人必须从掠夺土地和生产空间中求得发展，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种族，足以建立一个称霸世界的强大帝国。这些主张迎合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野心，也符合普通百姓重建民族自信心、摆脱困境的一般要求，所以在德国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希特勒凭借出色的演说才能，到处讲演，吸引了大批忠实的追随者，成功地煽动起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将德国的政治生活引入一种极端疯狂的状态。他首先把矛头指向犹太人，因为德国人原本就有“排犹”心理，同时犹太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历史及宗教的原因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加剧了日耳曼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将犹太人视为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这些为他日后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找到了合理的借口。

作为一个犹太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是十分不幸的。本雅明，作为一个犹太裔知识分子对这种恐怖高压的政治氛围不可能无动于衷，尽管1935年他写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打响，然而希特勒已经上台，“排犹”倾向日渐升级，很多犹太人被迫离开德国，本雅明当时流亡巴黎，处境艰难。他既非政客，亦非战士，只能用手中的笔去对时局作出反应。《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隐藏着一种激进意图——艺术政治化，后人对此多持非议，实际上这是本雅明用来对抗法西斯主义的途径，是个以毒攻毒的招数，因为希特勒十分精通如何利用审美途径实现政治目的。希特勒做过画家梦，曾在一段时间内以绘画谋生，他身上有一种艺术家的狂热气质，类似于尼采、瓦格纳，他将这种气质熔铸在讲演中，极富煽动性，很容易把听众搞得神魂颠倒、热血沸腾，从而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政治纲领。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十分看重新技术在政治宣传领域中所具有的能量。他亲自接见著名电影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请她为纳粹政权拍摄一部纪录片——《意志的胜利》，这成为欧洲政治史上的大事件，同时也是世界电影史上的大事件。

《意志的胜利》记录了1934年纳粹政权在纽伦堡召开代表大会的过程，希特勒欲借此机会美化纳粹党的形象，将其渲染为最完美、最有力量的政党。为此他不惜血本，给里芬斯塔尔提供了最好的拍摄条件:无限制的经费、100多人的摄制组、无数的聚光灯、16名一流摄影师、30台摄影机所组成的规模庞大的摄影队同时开工，22辆配备司机的汽车和身着制服的机动警官，全部随时听命于里芬斯塔尔调遣，纽伦堡甚至为拍摄还专门修建了特殊的桥梁、塔和斜坡路，使里芬斯塔尔的摄影机能够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一位纳粹官员甚至还把他的豪华别墅提供给摄制组下榻。影片于1935年首映，完全符合当局意图，它兼具明显的政治宣传价值和精湛的艺术性，获得了当年威尼斯电影节和巴黎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里芬斯塔尔是位个性强悍、才能非凡的导演，对画面和音响的处理令人惊叹:行进着的人们、欢呼着的人们、旗子和纳粹党徽、鹰徽、古老的德国街道和塔、民间歌舞、云彩、演讲、军服，以及频繁出现的“元首”希特勒。为了确保最佳拍摄效果，她动用了几十台摄影机从各个角度一起拍摄，然后从拍摄到的大量胶片中选择所需要的画面，从17万英尺的胶片中剪辑出这部电影。影片在视觉表现上酣畅淋漓，旋律、节奏、动感之间的衔接、转化可谓达到天衣无缝的地步。而由不断变化的画面所生成的节奏感、高翔与陶醉的感觉构成了影片的基调。技术手段的美化功能在片中得到了全面展现，大的俯拍、升降镜头、环行轨道、渲染节日气氛的蒙太奇剪辑使希特勒及其党徒的魅力被大大强化，纳粹思想在如此壮观画面的演绎下，变成了一种令人陶醉的视觉幻想曲。里芬斯塔尔把纯粹的政治宣传品提高到了罕见的艺术高度，该片在技术和美学上均取得了独到的成就，希特勒借助它把自己的权威形象输出到整个欧洲，并成功地迷惑住了无数人去追随纳粹。因此有人说这部影片在宣传上获得的巨大成功是“不可饶恕”的，里芬斯塔尔也因为该片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二战后，她是第一批被送进监狱的电影人，直到1949年才结束牢狱之灾，不过她至死也未曾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表示忏悔，她认为电影技术本身是无辜的。苏珊·桑塔格曾指责她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真诚的纳粹，她为自己辩解说:“我只对艺术感兴趣。”客观地说，作为一名艺术家，里芬斯塔尔是十分出色的，她的艺术技巧及素养令人叹服;作为电影导演，她发展了摄影技术和滤光镜技术，发展了包括大自然、建筑艺术和人体在内的蒙太奇因素;即使作为一个宣传家，她也因为有处理壮观场面的非凡能力和政治上的率直受到称赞。2003年，101岁的里芬斯塔尔在德国去世，有人将她的一生称为“壮观可怕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