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与神学之间

本雅明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1926年直至去世，这一阶段是其著作的多产期，大部分著名的作品均诞生于这一时期。本雅明放弃了前期著作中那种晦涩、思辨的理论姿态，转而运用正统又不失创新的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文化现象，并且用片段式的描述性分析来代替体系化的表达方式。他试图从政治上把握与魏玛共和国垮台和法西斯主义崛起相关的各种问题，这体现出一个激进知识分子对自己时代的政治事件和精神危机所作的积极探索。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放弃前期著作中的神学立场，这使得其思想发展中出现了一种显见的游移不定，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和弥赛亚救世主义之间摇摆。事实上本雅明后来一直致力于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传统整合在一起。

这一阶段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与日俱增的强烈兴趣。与拉西斯和布洛赫的交往是促成他在政治上转向左派的一个重要契机。拉西斯向本雅明详细讲述了俄国革命的情况，这激起本雅明对共产主义政治实践的好奇心，同时布洛赫推荐他读卢卡奇的著名政论作品《历史与阶级意识》，这又从理论上吸引了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加上这一时期魏玛政权在政治生活上极端腐败并由此导致德国经济状况全面恶化，这一切都促使本雅明不得不从新的视角来思考他的救赎理想。《单向街》记载了本雅明由形而上学向唯物主义的微妙转变，它是由60篇长短不一的片段拼凑在一起的随感格言集，是本雅明力图把自己的社会生活体验和政治信念转化为某种创作形式的尝试。就内容而言，《单向街》猛烈抨击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伪善和腐朽，指责它无情毁灭了一切情感真挚的个性化思考以及毫无止境地掠夺自然资源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裂。对本雅明来说，资本主义已经是一种处于灾难顶峰因而行将毁灭的社会形态，无产阶级能否担当起重建人类未来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刻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单向街》的意义远不止于政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本雅明在方法论上的转变。写作中本雅明放弃了早期著作的形而上学风格，坚持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将各种意象与思想拼贴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表意方式和话语风格，这一风格几乎延续到他后期的所有著作中。

与布莱希特的密切接触强化了本雅明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在布莱希特的推动下，本雅明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下了著名的《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篇论文时至今日仍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开山之作。本雅明认为，艺术创作像一般的物质生产一样，也要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制约，而艺术创作中的“技术”因素尤为重要，因为技术进步代表着艺术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新兴的机械复制技术应用于艺术创作后，将使艺术的传统功能发生根本改变，而左翼作家可以使用新技术为文艺创作和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有效对抗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我们能从这两篇论文的字里行间体会到本雅明的激进立场。

需要指出的是，本雅明对艺术现代性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尽管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对栖身于技术手段的现代艺术加以肯定，甚至流露出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决定论倾向，但骨子里本雅明是眷恋传统艺术的。本雅明的精神根基来源于德国文化传统和犹太教文化传统，敏感细腻的文人气质使他体察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艺术领域带来创新的同时，也将对文化遗产和传统价值观念造成威胁。在《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中，本雅明以无限惋惜和怀念的笔调分析了现代技术对传统艺术的冲击。他指出，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人们对艺术品的欣赏方式和接受方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会导致某些传统艺术形式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比如随着印刷术的发展，讲故事——这种前工业时代的古老艺术——就已完全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从而彻底远离了人们的生活。这篇文章是本雅明从现代性体验出发对传统艺术的缅怀与凭吊，叙述基调充满眷恋、哀伤和惆怅，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与激进革命者形象完全不同的温情的本雅明。

马克思主义对本雅明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一度激进的政治立场上，更重要的是它促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诞生，本雅明将其称为“辩证意象”，这一概念和由它指引的研究方法被应用于《巴黎拱廊街》系列研究中。《巴黎拱廊街》是本雅明于1927年提出的研究计划，断断续续做了13年，最终没有完成，只留下了大量庞杂的笔记和三篇论文。“拱廊街”是19世纪巴黎的典型建筑，它见证并记载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繁华与腐朽、喧闹与冷漠、真实与幻象，本雅明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缩影，欲以它为契机来透视和分析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文化图景。本雅明把“巴黎拱廊街”视为“一个辩证的意象”。“辩证意象”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历史的演进是对立斗争的过程，并不是线性进步的过程，“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本雅明语)，因此对历史进步的盲目信念是不可取的，它将使人们对进步假象下的某些退步视而不见，事实上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正是受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推动。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文化范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体系。它由经济体系决定，是这一经济体系的文化表达方式。它既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又是这个时代的幻象，既包含着人们被压抑的愿望，也孕育着人们的乌托邦理想，而这种乌托邦理想最终将引导人们走向觉醒并打破华丽的幻象。本雅明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运用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将19世纪巴黎拱廊街头的种种意象采集起来并加以组合，创造出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蒙太奇拼贴画，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鼎盛时期梦幻之都的繁华，同时也昭示出隐藏在繁华表象下蠢蠢欲动的反抗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的巴黎既是华丽都市，又是革命中心，“资产阶级的丰碑在坍塌之前就是一片废墟了”(本雅明语)。

这一阶段本雅明思想历程中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是他对犹太教神秘主义立场的坚守，事实上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始终混合着浓郁的弥赛亚救世主义色彩，这种矛盾的思想倾向在他后期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在被公认为最具有唯物主义特征的名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很多内容延续了早期神学阶段的主题，本雅明企图用它们去充实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布莱希特曾评论道，该文“尽管采用了一种反神秘主义的姿态，但一切都是神秘主义的”。在关于普鲁斯特、波德莱尔、卡夫卡等作家的相关评论中，也可以发现思辨神学与唯物主义的并置，而且本雅明并没有打算舍弃其中的任何一个立场。对本雅明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信条，而是一种研究现实问题的思想方式，也就是说，他更多是从方法论而不是世界观的角度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在其绝笔作《历史哲学论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历史哲学论纲》写于1940年初，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很多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的左翼知识分子深受打击，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使欧洲知识界对人类前景充满绝望，本雅明悲愤之余开始反思由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所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信念，并试图用弥赛亚救世主义原则来修正它。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本雅明批判了源于启蒙思想的线性进步历史观，指出这种历史观建立在“雷同、空洞的时间”概念上，将人类充满矛盾、压迫、希望和梦想的历史描绘成一个量化的、机械的时间流程，在对工具理性无穷威力的迷信中，人类的经验整体被撕裂为碎片。本雅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就是重建时间概念，把每一个“当下时刻”从机械、线性的时间进程中抽离出来，使之成为通往弥赛亚世界的契机，在此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并非暴力革命，而是对上帝原初世界的记忆，“人类只有获得救赎，其过去的每一刻才是可喜可贺的。到那时，它所经历的每一刻都将受到嘉奖——而那时便是最后审判日”(本雅明语)。裹挟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神学救赎主题再次鲜明地浮现出来，这是本雅明在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之际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

至此，笔者对本雅明的思想历程做了一番粗线条的勾勒，当然这远远不能穷尽他曲折复杂的精神探索，在此笔者无意向读者提供某些现成的、教条式的观点，而是希望找到一条通往本雅明思想的路径，这一路径将引导读者走入他精妙渊博的文本世界。本雅明的著作以救赎意识为核心，包容并蓄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传统，逐步形成了一个由自成一体的概念和意象组成的独特的指涉体系。肖勒姆曾评价本雅明:“他的天才融合了形而上学家的洞见、批评家的解释力和学者的渊博。”本雅明所提出的问题具有重大的当代相关性，能够超越学科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持久激发人们的兴趣，希望大家能够从他的著作中获取更多的灵感，从而更深入地思考当代人的社会生活与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