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与意义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写于1935年，这个时间距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世界上第一部电影仅相隔四十年，电影作为由机械复制技术催生而来的新兴的艺术形式才刚刚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乐此不疲地走进电影院，尽情体验观影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于是在震惊、好奇之余，各种或褒或贬、莫衷一是的评价也纷至沓来，有些人对这一新鲜事物大唱赞歌，还有些人(特别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对其大肆批判。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无论是电影创作还是随之而来的电影理论都远远没有达到它们的黄金发展期，人们无法预知电影将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也无法对这一新兴事物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作出理性而深刻的评判。正是在这一语境下，《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显示出它所独具的前瞻性意义。这种前瞻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揭示了传统艺术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勃兴，电影作为技术与艺术的联姻、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存在样式，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为大众文化的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本雅明对新技术持肯定态度，指出随着机械复制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世界的观看方式也将发生改变，继而带来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整个生活方式的转变。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两个方面使《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成为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它的开创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对视觉文化的关注和探究尤其值得我们玩味和思考。

如今，历史的车轮已把我们带入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的生存语境和本雅明所在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应归因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凭借科技力量在20世纪创造出的物质财富相当于前几个世纪的总和，与此同时，精神文化产品也以日新月异的速度不断涌现，并将人类带入了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科技彻底改变和塑造了现代人的生活。如果说在本雅明生存的时代，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形式刚刚引起人们的关注，那么如今电影已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其制作技巧和放映方式不断更新并日趋多元，它早已成为人们熟悉并喜爱的文化生活方式。在电影之后出现的电视、卡拉OK、互联网则比电影更深刻地介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更新。如今多媒体的运用、因特网的发展、大量电子数据库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现代的，乃至后现代的社会，这是一个大众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对大众文化的关注与研究成为当代知识生活中最令人兴奋的领域之一，从西方到中国，这一领域吸引了很多杰出知识分子的目光。今天当我们穿过岁月的烟尘，寻找在这一领域最富原创精神、最具建设性的理论资源时，我们发现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雅明理论触觉的敏锐及理论建构的勇气均令人钦佩。那么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这篇长文，它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具有怎样的启示与意义呢?

首先，为大众文化辩护，积极探索大众文化研究的新思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中心议题是随着大众媒介的兴起，以机械复制为特征的现代艺术将对传统艺术造成致命的冲击，这个潮流不可逆转，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本雅明用“光韵”(aura)这一范畴来区分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于是有光韵的传统艺术的特征呈现为:原真性(独一无二性)、距离感、整体性、礼仪或宗教功能、膜拜价值;而无光韵的现代艺术则呈现为:可复制性、直接性、碎片化、娱乐或世俗功能、展示价值。当一个艺术作品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被大量复制时，便意味着光韵的消逝和传统艺术的没落。本雅明用电影作为范例，来探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潜能、使命和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雅明那个时代，很多精英知识分子对电影这种大众文化形式是不屑一顾的，他们往往更钟情于传统艺术。从上文阿多诺与本雅明的论争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其中的原因与西方文化传统有关。从古至今，大多数精英知识分子在精神体验与肉体享乐的二元对立中是倾向于前者的，一般说来有光韵的传统艺术更注重精神体验，而大众文化则较强调肉体享乐，所以很多精英知识分子认为电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低俗杂耍，没有任何严肃的意义与价值。本雅明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探讨电影为契机，为大众文化正名，这在当时是一件难度很大且十分冒险的工作。今天看来，他关于电影的一系列探索虽然尚有缺陷，然而和同时代的精英学者相比理论视野更加开阔，也更富于洞见和远见。本雅明认为电影的出现改变了大众与艺术品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艺术更趋于民主化。如果说传统艺术是神秘的、高高在上的、只有少数精英才能欣赏的(比如毕加索的绘画)，那么电影则是直白的、平易近人的、可以吸引更多的普通人来观赏(比如卓别林的电影)。在观影过程中，大众既是商业意义上的消费者，又是美学意义上的欣赏者，他们在电影中积极寻求某种激动人心的东西，通过放声大笑或失声痛哭的方式来宣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压力、缺憾与痛苦。事实上，不仅看电影如此，看电视与上网同样能起到这种宣泄作用。大众文化就是以不断制造幻想的方式使人们沉迷其中，以实现某种社会心理的补偿。虽然这种“致幻”功能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屡次受到精英知识分子的批评，但对普通大众而言，以幻想的方式宣泄痛苦仍不失为心理疏导的有效途径。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谈论电影的视角，他没有采取文化精英的姿态俯视电影，而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思考大众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这种对大众视角的看重意味着一种新的美学评判原则的诞生。本雅明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大众文化研究方法的确立也具有不容忽视的示范意义。

其次，对新技术持有乐观和肯定的态度，认为以机械复制为特征的现代艺术(大众文化)将在无产阶级政治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综观《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我们很容易发现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这在当时就已经遭到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阿多诺等人的批评，后世对这一倾向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也不在少数，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本雅明对技术的肯定性态度呢?笔者打算从两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

第一，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在面对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理性时，往往秉持着一种反思和批判的立场，这就是说，不能一味地为技术大唱赞歌，也要看到其中的危险性和非人性的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既定传统。作为在这种传统中成长、并深受其影响的文人，本雅明对新兴的机械复制技术不可能毫无批判地盲目接受，对技术理性造成的人性异化也不可能无动于衷，这一点从他对传统艺术的眷恋以及对商业电影负面效应的批评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然而本雅明并没有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来对待技术，因为他意识到新技术革命的来临不可避免，机械复制技术所带来的人与艺术品之间关系的改变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一味地站在既定传统内批判技术革命的成果显然无法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面对新技术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新事物，更有意义的做法是转换一种眼光和心态对它们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不断发掘和引导出其正面潜能。时至今日，艺术已从当初的机械复制发展到电子数码复制，电脑网络技术为现代艺术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尽管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染指其间，但它同样可以成为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思想聚集地，从而为打破统治阶级的话语霸权提供了可能和契机。由此看来，本雅明思考技术问题的思路是极富启示意义的，他为我们今天反思科技及科技理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二，本雅明对技术的推崇与当时欧洲的政治局势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密切相关。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指出:“当艺术创作的原真性标准失灵之时，艺术的整个社会功能就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建立在礼仪的根基上，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实践上，即建立在政治的根基上。”这就是说机械复制技术改变和拓宽了艺术的社会功能，传统艺术是供人们顶礼膜拜的，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比如电影)则既可以是人们消遣娱乐的对象，也可以是当权者灌输某种政治理念的载体，还可以是商业巨头牟取高额利润的工具。艺术一旦从神圣的祭坛上跌落下来，便会成为一个被各种势力争相追逐的意义载体，从而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为权力的实施提供辩护。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政权恰恰是利用艺术煽动起人们的非理性狂潮，从而为战争和屠杀犹太人寻找到合适的借口，这就是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主义者所崇尚的政治审美化。面对即将笼罩在战争阴霾中的欧洲，本雅明对时局作出的反应是以毒攻毒、以牙还牙，抛出艺术政治化来对抗纳粹政权的政治审美化。在当时的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对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抱有强烈的同情和好感，本雅明也不例外。他从马克思的相关著作中受到启发，提出了独特的艺术生产论，认为艺术活动中技术力量的注入将有助于提高艺术生产力，有效发挥艺术干预现实的功能。左翼艺术家若能利用电影这一机械复制时代典型的艺术形式将最广泛的大众整合起来，就能形成一支对抗法西斯主义的革命力量。今天看来，本雅明的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左倾激进，且充满文人的幼稚和天真，然而若想对他的“技术决定论”有一个客观全面的理解，就不能对此避而不谈。

以上是笔者从十四个方面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出的详尽解读，希望可以对读者学习和理解这篇长文提供帮助。如今我们生存的年代距本雅明辞世已有半个多世纪，这是一个由高科技和大众文化所操纵的时代，是一个丰盈与匮乏相交织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了喧哗与躁动的时代，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阅读本雅明，破译其文学、政治、美学思想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对我们理解当代的文化现象依然具有启迪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