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与史诗剧

布莱希特与史诗剧

布莱希特是德国戏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和诗人,是本雅明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对本雅明的思想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就显示了这种影响,该文被视为本雅明诸多著作中最具布莱希特风格的。与此同时,本雅明也是布莱希特作品的阐释者、辩护者和捍卫者,他写过多篇有关布莱希特作品的评论,充满溢美之词,几乎是毫无反思地接受布莱希特的观点,这与本雅明的其他评论文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汉娜·阿伦特曾给这二人的友谊作了一个注释:“可以确定无疑的是他和布莱希特的友谊,是本雅明一生中命运之神第二次对他的青睐,其重要性无可比拟,这种友谊的独一无二在于,这是德国伟大的在世的诗人和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批评家的相遇,也是一个双方都充分意识到的事实。”然而,饶有意味的是,二人的友谊并不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本雅明在很多问题上善于倾听布莱希特的意见,尤其是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比如什么是实用文学、什么是介入文学、如何推进艺术形式的创新等。然而布莱希特却经常对本雅明的想法不屑一顾,偶尔还会冷嘲热讽。在本雅明1934—1938年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与布莱希特的一些谈话。纳粹上台后,本雅明流亡巴黎,布莱希特流亡丹麦,本雅明曾经去丹麦看望过布莱希特几次,每逢讨论问题,便毕恭毕敬地记录下布莱希特的每一句话,甚至有时侯这些话非常刺耳,似乎有意挑战本雅明的耐心和宽容意志的极限,本雅明也不计较。比如布莱希特认为本雅明写的有关卡夫卡作品的评论,犯有挑起犹太法西斯主义的罪责。还有一次,布莱希特蔑视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小香肠”,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本雅明最推崇的作家。这样的事情在二人交往过程中频频发生,而天性敏感的本雅明居然并不责怪布莱希特,还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二人的友谊,这说明布莱希特的思想中一定有某种非凡的魅力,让本雅明为之着迷,甚至生出些许崇拜之情。

与那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不同,布莱希特虽然推崇辩证唯物主义,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辩证思想家,他的智慧非同寻常地接近现实,他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学会“粗犷地思考”,本雅明将其理解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这一点非常吸引本雅明。这就是说,布莱希特是一个实干家,他具有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非凡能力。他信奉“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语)。作为一个剧作家,他率先在戏剧领域实现这种“粗犷地思考”,创造出一种与欧洲传统戏剧完全不同的全新戏剧形式——史诗剧,并形成了相关理论。

传统戏剧指的是一种体验型戏剧,这种戏剧传统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当代,它的核心范畴是“戏剧性”,即借助于强烈的戏剧动作、冲突、激变等手段将观众带入故事情境,激发观众的激情,使之与剧中人物发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达到净化情感的目的。而史诗剧则完全相反,它用以事件和理智为要素的“叙事性”取代了传统的“戏剧性”,通过插入歌曲、字幕等方式使场景发生中断,打破观众的移情与共鸣,制造一种电影般的蒙太奇效果,以引起观众的惊愕,从而取得理智上的收获。在布莱希特看来,传统戏剧通过制造幻觉来控制观众情感,使之在强烈的共鸣体验中放弃理性思考,处于不清醒、无批判力的沉迷状态,从而无助于了解真实世界,不能发挥戏剧帮助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教育功能。而史诗剧则以叙事手法打破情感共鸣,恢复观众的理性思考和评判能力。史诗剧与传统戏剧的重要区别在于,传统戏剧的表演和欣赏要诉诸情感,而史诗剧则需诉诸理智。

史诗剧的核心特征是“间离化”(又称“陌生化”),它是指在戏剧演出与观看过程中,有意识地在演员与所演角色、事件之间,观众与所看角色、事件之间制造一种距离或障碍,使演员和观众都能随时从戏剧情境中跳出来,打破情感体验与共鸣,以旁观者的目光审视剧中人物和事件,运用理智对其进行思考与评价,从而获得对社会、人生深刻的认识。

布莱希特的史诗剧理论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纳粹政权非常善于利用艺术来制造幻觉、迷惑大众,宣扬神秘主义和领袖崇拜,使人们沉浸在某种狂热的激情中无法清醒,正因如此,布莱希特才反复强调要打破艺术中的幻觉体验,摧毁激情与共鸣,重新唤回人们的理智,以更清醒的心态来面对现实。因此,在布莱希特那里,史诗剧不仅仅是一种戏剧观念或技巧的更新,更是一种与现实相连并试图改变现实的革命美学,隐藏在它背后的是彻头彻尾的政治。也就是说,布莱希特主张将艺术政治化,艺术可以成为对抗资产阶级或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史诗剧理论与实践将先锋派艺术手段与对政治问题的深刻关切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强化了艺术的介入功能,这与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某些意图不谋而合。正是这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本雅明,它促使本雅明以更加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思考方式来处置现实问题,形成了他后期颇为独特的方法论。于是我们看到,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指出,以机械复制为特征的现代艺术不再把自己的根基建立在礼仪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政治上,贯穿全文的隐秘线索正是艺术政治化的企图,这显示出该文与布莱希特理论主张之间的深刻关联,所以有人说,这篇论文回荡着布莱希特的声音。有趣的是,本雅明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写此文的目的是要在激进主义方面超过他所敬畏的布莱希特。然而布莱希特看过此文后,却认为该文通篇充满神秘主义色彩,完全偏离了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不仅不激进,反而有倒退倾向,所以拒绝将它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德语流亡杂志《言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