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神学立场

本雅明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即1916年—1925年)通常被称为形而上学阶段或神学阶段，这一阶段的论文和著作主要包括《论本质语言与人的语言》、《未来哲学纲要》、《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批评概念》等，论著中充满玄妙的、精英主义的表述风格以及犹太教神秘主义的精神底蕴。

我们首先关注本雅明的语言观。语言是意义得以建构的基础，要实现对人的拯救，就必须思考与此相关的语言问题。本雅明的语言观是带有犹太教神秘主义色彩的元语言观。根据《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在语言中创造了万物，因此万物的意义都在语言中得以呈现，这种呈现体现了上帝与万物的精神性关联。但是上帝造人的情形与此不同，他不是在语言中创造了人，而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并把“命名”能力传给了人。当上帝把自己创造的飞禽走兽带到亚当面前时，便任凭亚当给它们命名，因此，人的语言能力是上帝赋予的。本雅明指出，如果说上帝是一位创造者，上帝的语言是原初的、纯粹的，具有无限的创造力，那么人则是由这位创造者引领的认识者，人类语言仅是对上帝语言的接受和认知，是派生的和有限的。人通过给万物命名，将万物从不完善的暗哑状态中拯救出来，从而使上帝的创造得以圆满。从这个意义上说，“命名”是至关重要的，语言只有在命名中才能确切地传达自身，因此命名是语言最本质的特征，它代表了人与上帝的神秘关联。本雅明进一步认为，人的语言由于得自于上帝，因此内在地具有神性，所有的精神表达都必须“在语言中”而不是“通过语言”来进行，这意味着语言表达的“无中介性”，即名称与事物保持着和谐、纯粹的联系。但当人由于原罪被驱逐出伊甸园后，人类的语言也开始走向堕落，词与物之间无中介的亲和关系被打破，语言不再意味着事物的本质，而变成了一种工具、符号或手段。与此同时，人与事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也转化为一种主客体间的对立关系，这就是语言的异化和人的异化。本雅明认为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语言观是这种异化语言观的典型代表，由于它切断了语言与上帝的神性关联而使语言沦为传达特定内容(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进而使人成为屈从于现存秩序、远离神圣的异化者。因此要实现对人的拯救，必须重建人类语言与上帝原初语言的关联，强调语言的精神性，使其向形而上的纯净状态回归。本雅明的语言观深受犹太教神秘主义和德国语言学家哈曼(Hamann)、洪堡(Humboldt)等人的影响，它成为我们理解本雅明思想中神学维度的一把钥匙。

接下来我们将视点转入本雅明对哲学问题的思考，这一阶段他在哲学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经验”。本雅明通过对康德经验论的否定来建构自己的经验概念。在本雅明看来，康德受启蒙思潮的影响，将经验的合法性建立在被数学和牛顿物理学认可的基础上，从而使经验概念流于肤浅和狭窄，沦为工具理性的附庸，建立在这种经验之上的知识论将会把哲学引入困境，特别是会导致主客体间的分离。与此同时，对认知意识的主体性的强调，即把知识仅仅看做是主观建构的东西，将会大大缩小知识的丰富性和多产性。康德的经验概念后来被新康德主义者们继承下来，并进一步深化了其中的工具理性内涵。新康德主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德国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这一思潮坚守源于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立场，并在认识论上严格禁止思考超验世界的真理，这与本雅明精神世界中固有的乌托邦倾向格格不入。本雅明通过修正和拓展经验概念来实现他向弥赛亚(即犹太教中传达天意的伟大拯救者)世界的回归。在《未来哲学纲要》中，本雅明提出把经验概念与先验意识结合起来，将宗教的超验之维引入哲学思考，人类的经验不仅仅包括科技理性所推崇的实证精神，也应该包含与超验世界相关联的希望、梦想、苦难、救赎和神秘体验，哲学应该把握这种“经验总体”，从而在更广泛和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人的存在。本雅明的这一见解在科技文明一统天下的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原初语言的追求、对“经验总体”的思考是本雅明通向救赎之路的重要策略，而文学艺术作品则以它特有的丰富性与超越性为这种策略的实施提供了空间。本雅明一生对文学充满热情，文学领域内的很多问题他都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留下了大量的批评文字，他甚至说过要做第一流的德国文学批评家。然而本雅明对文学的热情我们不能从通常意义上去理解，这绝非仅仅是他的个人偏好，其最深层的心理动因依然是指向超验之维的救赎理想。在本雅明看来，文学作品中隐藏着通往超验真理的神秘路径，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把它找出来。为此他把文学作品的构成方式分为“物质内容”与“真理内容”，物质内容彰显于外，是指文本中通过文字所描述的一切内容;真理内容则需通过对物质内容的分析和反思加以建构，建构过程中必须剔除作品表面呈现出来的美感要素，因为美感属于作品中暂时的、非本质的方面，容易使人产生错觉，真正的批评是引导人们认识真理，而不是沉迷于短暂的美的表象，因此只有彻底摧毁文学作品的美丽外衣，才能从中发现真理的轨迹。也就是说，只有解构作品的审美意义才能成就其终极价值，这就好比一个人只有在绝望中放弃世俗生活，才能在彼岸的上帝那里获得救赎一样。本雅明在他的博士论文《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批评概念》中集中阐述了这种文学批评观念。他认为这种观念正是施勒格尔、诺瓦利斯等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追求，并指出在浪漫派的艺术见解背后潜在的哲学意图是救世主义，这种隐秘的意图使他们持有与“进步史观”完全不同的历史意识。进步史观认为，进步意味着人类遵循进化论原则在连续的时间进程中不断走向完善，浪漫派则认为进步是中断和打破时间的连续性，使人们从走向完善的迷梦中觉醒过来，从而迎来获救的契机。这种独特的文学批评方法后来被本雅明用于批评实践，写出了《论歌德的〈亲和力〉》和《德国悲剧的起源》。在这两篇论文中，本雅明都使用了“命运—死亡—救赎”这种三段论图式，通过对文本物质内容的剥离来揭示超验的救赎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其实是他历史哲学思考的一个切入点，是探索真理的有效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