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阶段（东汉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

我国古代的地理学到了东汉便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即“沿革地理学”的阶段。东汉班固在《汉书》中专门撰写了一篇以“地理”命名，以记载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志》。《地理志》记述的范围不仅限于西汉当代的地理现象，而是还“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7]。显然它是一部沿革地理学著作。《汉书·地理志》开创了历代正史记述疆域、政区建置沿革的先例。此后，每一朝代纂修正史，几乎都有一篇《地理志》。《汉书·地理志》的问世，标志着我国传统的地理学即沿革地理学发了端，先前的幼芽至此便破土而出了。

到了北魏，郦道元撰写了《水经注》这部巨著。可以说《水经注》是我国地理学形成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何以见得呢？因为《水经注》记述了“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大小河流和这些河流的源流脉络、古今变迁，以及沿河的政区沿革、城邑兴废等。可以说“在内容上，不仅叙述了水流的发源和流向，使水道清晰可辨，还兼及流经地区的山岳、丘陵、陂泽的地望、重要的关塞隘障、郡县乡亭聚的地址及故墟和有关的历史遗迹”^[8]的特点，因此可以说，它几乎包括了除地理现象演变规律之外所有历史地理学的内容。《水经注》与我国历代正史《河渠志》以及明清以来河渠水利专著，汇成了研究古代河流、水利兴废变迁的一大宝库。在《水经注》之后，我国虽然出现了许多地理学著作，但是所有这些著作中的地名渊源研究，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没有超过《水经注》的水平。这说明，《水经注》的问世，使我国传统地理学已经发展到了基本成熟的阶段。

自隋唐以后，特别是到了明清时代，我国传统的地理学发展到了“舆地之学”的阶段。“舆地之学”的“舆”，原指车箱、车底，这里是载重之意；“地”是指大地。“舆地”连用，从字面看，是大地承载之意^[9]，若从其本意看，则是疆域、疆土之意。“舆地之学”就是疆域之学或疆土之学，实际上就是指沿革地理学。

在舆地之学阶段，我国的一些学者，把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名山大川的源流脉络、古今变迁和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政区沿革、城邑兴废这两大源流汇合成了所谓“舆地之学”的主要内容。清代时，“舆地之学”很盛，著作极多。清末杨守敬成绩最为卓著，他的主要著作有《历代舆地图》（共三十四册）、《水经注疏》、《水经注图》等，这些是当时集大成的作品。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沿革地理学著作。然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舆地之学”是有缺陷的。它的缺陷主要有二：一是无论疆域、政区部分，还是山川变迁部分，一般都局限于或侧重于地理沿革；二是这时的“舆地之学”，还没有把历史时期的全部地理现象及其演变规律作为它的研究对象。

可是，这一阶段的“舆地之学”，较之前一阶段，还是有其引人注目的特点的，这就是“舆地之学”的著作，除正史中的《地理志》外，主要是出现了多部地理总志，如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元代的《大元一统志》，明清时期的《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清代《历代舆地图》《读史方舆纪要》等。至此，我国古代的沿革地理学，已经发展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