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会中学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人的生活习惯。
我这个生活在辽河边的农村孩子，交了一些农村孩子的朋友，也养成了一些农村的生活习惯。春天，到柳树趟去打鸟，夏天钓鱼，秋天戳高粱椽子，冬天在冰地上扔坑打瓦。玩着跑马城的游戏，唱着歌：
跑马城，
马城开……
1925年的春天，爸爸送我到新民县的文会中学去读书。
爸爸虽然是个乡下人，但思想并不保守。他从生活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多的知识。如：庄稼人用的火镰不如洋火，乡下人穿的布袜子不如洋袜子，家机布不如进口的洋布，医生号脉不如听诊器……世间的货物，大凡沾上洋字，总是物高价出头。他认定，人要有出息，必须得会洋文，当洋差事。在海关、铁路、邮局混事的都是铁饭碗子，一辈子也不失业。因为新民文会中学是英国牧师孟中原办的洋学堂，那里的英文功课好，将来谋差事也容易。这是爸爸的一片苦心。
我第一次见到孟牧师，是在新民县基督教的教堂里。那时，一到礼拜天，新民的教徒都到教堂去做礼拜。那个教堂是一座很堂皇的建筑，高举架，石头结构，大扇的玻璃窗子，显得庄严气派。孟牧师的相貌却很不起眼：一脸的连毛胡子，两只猴眼睛，瘸了腿，外号又叫“孟瘸子”。他站在讲台上，领着教徒唱着圣诗，宣讲着基督教的教义。什么“圣父，圣子，圣灵”“上帝创造了人，人生下来是有罪的，只有救世主能拯救灵魂”“要服从，不要抵抗。人家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人家打”等等。
孟牧师宣讲教义，还引证日俄战争。说因为日本人打胜了，俄国人打败了，才挽救了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到西伯利亚去做劳工，这是上帝的旨意，云云。
我听得不顺耳。恰巧那工夫，我的同班同学吴景宣扭过头，悄悄地对我说：“这个孟瘸子，真是瞎胡说。”
“我们不听他那一套！”
我俩溜了号，出了教堂，来到孟牧师住的小楼。那里非常幽静，楼外有一处草坪，长着花曲柳，黄鹂在树上唱歌，非常好听。
我说：“这个孟瘸子，可真会享福。”
“我听说他和一个女中校长私通，常常在这里幽会。”
“下个礼拜，咱们不去做礼拜，到南窖去打雀。”
到了下个礼拜天，我和吴景宣逃避做礼拜，带着两把夹子，跑到校外的南窖树林子去打雀。到了春天季节，柳树芽正发绿，画眉在树林子里唱歌，我俩玩得非常高兴，心里却有些嘀咕：万一学校发现我俩逃学，我们就会受到处罚的。可是那天，情况却有些两样。堂役摇过熄灯铃以后，学监祝隆恩没有查宿舍，同学们没有就寝，七嘴八舌地说着闲话，乱哄哄的。
原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了工人顾正红。上海的工人和学生起来声援，罢工罢课，英国巡捕又开了枪，打死了十多个中国人。
传达这个消息的是燕京大学学生杨芝。他到文会中学的老师家里来养病，把消息告诉了吴景宣，吴景宣又告诉了他哥哥吴景昭，吴景昭告诉了李继渊，李继渊告诉了我。李继渊是新民五十家子村人，离我家弓匠堡子只有二里地，我们两家还有点拐弯的亲戚。他是文会中学学生会的头头，为人和善，是个乐天派，风言风语的，就把消息哄扬开了。
“同学们，咱们不能受洋鬼子欺负了！”
吴景昭接话说：“一个孟瘸子，就把我们制住了，让我们做祈祷、做礼拜、读圣经。”
“我们不愿做礼拜，不愿读圣经！”
宿舍里的同学不约而同地喊起来。我心里觉得非常痛快。
吴景昭打铁趁热，征求大家的意见：“从明天起，咱们支援上海的工人，开始罢课，不做礼拜，不读圣经。”
“好！”
我随着大家喊着口号。就在这一次，我觉得从身上解下了一百斤的枷锁，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正当该上圣经课的时候，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罢了课。教圣经的老师去找学监，又去找史校长，最后，把孟瘸子也找来了。孟瘸子看见同学们不服约束，气得浑身发抖，瞪着眼睛诅咒说：“在上帝的面前，你们是有罪的。让万能的救世主，拯救你们的灵魂。”
李继渊站在孟牧师的对面，理直气壮地反驳说：“我们不是教徒，不信上帝，我们也没有罪。有罪的是你们英国和日本的刽子手。”
孟牧师继续宣讲他的教义：“让上帝拯救迷途的羔羊，不能拯救魔鬼。”
李继渊指着孟牧师的鼻子，挑战说：“你们才是真正的魔鬼。你们向中国贩卖鸦片，火烧圆明园，又制造五卅惨案。”
在同学罢课的期间，我到图书馆去消磨时光。同学们有的看报纸，有的看《小说世界》杂志，也有的弹大正琴。弹的是《苏武牧羊》的歌曲，它表现了北国荒凉的草原和苏武坚贞的节操，十分感人。我和吴景宣私下里议论起来：
“苏武在北海边牧羊十九年，够坚决的了。”
“我看，李继渊和孟牧师顶着干，也够坚决的。好像一个共产党员。”
吴景宣说得很含糊，让我这个刚从农村来的幼稚学生，对于共产党的崇高名字，还不大理解，却留下了一种神圣的印象。在当时，我所能理解的，也就是苏武牧羊的那个水平。我告诉吴景宣，我想到市上的洋行去买一张大正琴。吴景宣却不以为然地笑笑：“现在提倡买国货。买日本的大正琴，可不是时候。”
我打消了买大正琴的念头，把兴趣转移到文艺方面来。我很喜欢“五四”以来的反封建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欣赏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对小说里的主人公的革命与恋爱的曲折故事，真有如饥如渴的感觉。当时，我还是一个十五岁的未成年的少年，在封建家庭的包办下，强迫我和一个比我大五岁的农村姑娘订了婚，真是太痛苦了。《鸭绿江上》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看到了希望。
我走上文艺创作的道路，还多亏了文会中学有两位好老师：王莲友和罗慕华。他俩常在《盛京时报》和《诗刊》上发表诗歌。我很羡慕他们，心里也萌生了做个诗人的愿望，却没有勇气去投稿。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图书馆里看《小说月报》，忽然听到室外吵吵嚷嚷的，闹翻了天。一会儿，吴景宣从外边跑进来，扯着我的膀子，呼哧气喘地说：“大家快到外边去，和史校长讲讲理。”
原来，史校长一贯实行奴化教育。自从学生罢课以来知道奴化教育行不通了，答应了学生的部分要求，同意不做礼拜，不读圣经，就是不准上街游行。把声援的事交给基督教青年会去领导，来个釜底抽薪。
同学们都拥到外面来了。寝室外面，操场上，布告栏底下站满了人，连国文老师王莲友也参加了。
高年级同学吴景昭正和史校长辩论得不可开交，忽然看见王莲友来到跟前，随机应变地说：“我们声援五卅运动，举行游行示威，选王莲友老师做代表好不好？”
王莲友是一个矮个子，长得小鼻子小眼睛，外貌很不起眼。他似乎有些腼腆，捋起大褂的袖子，露出光光的胳膊，大概不愿意出头，开了一句玩笑：“我没有戴表，也就没有代表资格。”
不知是哪个同学在旁边开玩笑地说：“你没有戴表，回家跟你爹卖烧饼去吧。”
王莲友刚从操场上退下来，有几位同学一条声地喊道：“我们选举吴景昭做代表，还有李继渊！”
吴景昭抓紧机会，斩钉截铁地说：“同学们选我做代表，我就干。我们现在就开始游行示威！”
游行的队伍集合了。举起校旗，敲起锣鼓，浩浩荡荡地冲出文会中学的校门。队伍从公发胡同出发，经过老爷庙前头，穿过新民东西大街，眼看快到大高家胡同了。大家都明白，在大高家胡同路南，有一家私卖枪支的日本洋行，曾把枪支卖给了中国的胡子，杀人绑票，弄得社会不得安宁。我们这次游行，日本浪人会不会开枪，再制造一次五卅惨案？谁的心里都怀着一个问号。我们已经走到大街上来了，绝不能停止。就在这工夫，吴景昭高高地举起了胳膊，响亮地喊着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第一次喊着这个口号，随着队伍走过了大高家胡同，一块石头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