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九一八事变
1931年，是一个多事之秋。
新年以后，沈阳的《盛京时报》上刊出了一条新闻，据气象专家观测，今年的太阳有些变异。四年前发现的太阳黑点消失了。它预兆着什么国家大事，难于猜测。但只要是关心中国的人都不难联想到：为什么驻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调动频繁？司令也换成了本庄繁大将？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却调到关内，帮助蒋介石去打石友三，使沈阳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再想想这几年日本在东北制造了多少案件：皇姑屯惨案、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七公台事件……真是使人担心。
这一年，由于日商飞田隆侵占新民县的七公台村的土地开稻田，打死了中国农民，并酿成了水灾，使我的家庭又发生了经济困难。我不愿意再花爸爸的钱去上大学，只好休了学。而家庭给我包办的婚姻更使我痛苦，我决定冒着危险，到北平去闯一闯。北平是中国文化的古都，是五四运动的摇篮。于卓已经到了北平，参加了社联；张露薇也在暑期考上了清华大学，还常常在北平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可以独立生活了。我在上海的《春潮》《北新》半月刊上也都发表过诗歌，我的老师王莲友在天津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天鹅》，曾向我约稿。我在上面发表了两篇小说，稿费还存在他那里。所有这些因素，坚定了我去北平的想法。
1931年的8月，我坐火车到了北平，住在东城沙滩的文丰公寓。
到了北平，我才见了大世面。那巍峨的前门箭楼，广阔的天安门广场，庄严的紫禁城，美丽的天坛、北海，莫不记载着古老的文明。北大的图书馆和红楼里，有多少穷学生天天在这里艰苦奋斗，成了诗人和作家。
我在北平有两个朋友：于卓和张露薇。
张露薇考上清华大学后，常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平时穿着洋服，正是青云得志。他对我仍很热情，请我在东来顺吃涮羊肉，游北海的白塔，逛未名书店。一次，他指着沙滩附近的蜡库胡同（今称作“腊库胡同”）告诉我，那里曾经是徐志摩住过的地方。而于卓却依然保持在东北大学时期的作风，严谨朴实，虚心务实。光着头，穿着半新不旧的大衫。我谈到他的那个白山黑水的校徽，于卓不由得笑出声来。
“大概，东大的校徽给你的印象太深了。”
我说：“印象太深了，大家都很关心借你校徽的杜同志。”
“他暴露了目标，被捕了。我不能在东大待下去了，只好来到北平。”
北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这里有清朝的遗老遗少，早晨提着雀笼子，白天斗蛐蛐。有的大学生，打麻将打一宿。还有一些失意的军阀政客，住在六国饭店，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东交民巷是租界地，住着外国的兵。当然，也有跑图书馆的，有研究马列主义的。在文艺上，有以鲁迅为首的革命的文艺思潮，也有胡適之的一派……
古老的北平城，显得多么肃穆宁静。公寓的房后，有两棵槐树，树上的蝉叫个不停。刚刚到了中秋节，卖兔儿饼的已经上了市。人们显得那么悠然自得。
气候有冷暖，眉眼看高低。这两天，文丰公寓老板张海山的脸蛋儿，如同霜打的葫芦，鼻子不像鼻子，眼睛不像眼睛。盯着我的后脑勺，一琢磨就是半天。我要开饭，他偏出屋。我要打水，他偏不理。好像欠了他多少钱，冤头冤脑的。我的心里有些怀疑，闷闷不乐地去了北平图书馆。
说也奇怪，今天阅览室里的人为什么这样多？人们争着抢阅今天的报纸，又保持沉默，显得格外紧张。我走到报架跟前，看见《北平晨报》的头条新闻，用特号铅字刊出惊人的消息：“昨夜，日军炮击北大营，占领沈阳！”
在报纸的文艺副刊上，还发表了诗人罗慕华写的日军占领沈阳的杂文。
我惊呆了！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真是平地一声雷，举世震惊。两天以后，从辽宁总站开来了106次列车，从前门车站下来了一批难民。我的朋友叶幼泉也随着难民九死一生地逃出来，亲身经历了这场苦难。他对我讲起“九一八”那天晚上的情况，真是惊心动魄。
“那天晚上，东大同学为了筹赈辽西的水灾，在食堂演了一场电影。大约10点钟的时候，外边炮声隆隆地响了起来。炮弹的弹迹就从东大的校舍上空穿过。我和几个同学上汉卿北楼遥望，见北大营火光冲天。这时，日本的敢死队已经闯进了北大营了。那一天是星期五，东北军发薪饷，也是部队的休假日，许多军官请假回家。王以哲又在沈阳同泽俱乐部开会，接到消息后，立刻给张学良打电话，张学良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话不让抵抗。士兵的枪还锁在仓库里，日本兵已经包围了北大营。沈阳就这样白白地断送了。”
“你没有回家看看吗？”
叶幼泉缓了一口气，说：“事变的第二天，我冒着危险，回了一趟家。整个沈阳城被日本兵糟蹋得不像样子。我路过东北大学工厂，那里已经叫日本兵占领，挂上了日本的旗子。我经过工业区，工业区的警察岗楼被日本兵扎透，用刺刀捅死了六七个中国警察。我绕过辽宁总站，逃难的真是人山人海。有的丢了鞋，有的丢了包，有的丢了小孩；有的人坐在火车盖上，火车一开，就掉到地下摔死了，哭天喊地，实在悲惨。谁想火车到了绕阳河，又有胡子来劫火车。老百姓带的银钱手表，一扫而光……”
我听到叶幼泉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血的控诉，感到又吃惊，又愤怒，又激动。民族的灾难已经降临到头上，首先降临到东北人的头上了。目前已经国土沦丧，未来的前途，不堪设想。我的头上仿佛挨了一记铁榔头，昏昏麻木，什么知觉也没有。我不知道怎样和叶幼泉告的别，怎样回到了文丰公寓的。
我一回到文丰公寓，就觉得这里是多么的消沉无聊。门口卖破烂的小贩打着小鼓，槐树上的蝉声吱吱不停，几个阔少大学生还在夜以继日地打麻将，还有他们从外面领来的野妓，为了寻欢作乐，唱着《四郎探母》。好像世界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九一八事变和他们毫无关系。
茶房问张海山：“老板，你看见《小小日报》上登的那条新闻吗？”
“什么新闻？”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住在北平西城的一个东北人，因为生活没有出路，投了护城河自杀了。”
“东北人太可怜了。”
“你知道，过去张作霖的大兵可邪乎啦。住公寓不给房租，坐火车不起票。你一看扁后脑勺的东北人，就当了免票。老百姓编了两句顺口溜：‘后脑勺子是护照，妈拉巴子是免票。’这会儿该咱们看笑话了。”
听了公寓老板的讽刺，我的罗曼蒂克的幻想完全破灭了。想当作家吗？现实的生活是多么的严峻。我的腰里只剩下五六元钱，吃饭和交房租都成问题。我不能让张海山看我的笑话。投护城河吗？到景山上吊吗？已经到了死路绝境的地方，已经上了悬崖，简直无路可走。在绝望之中，我忽然想起了天津有一位王莲友老师，我在他那里还存有一笔稿费。刹那间，我的心胸突然开朗了，仿佛死疙瘩已经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