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北大学
1928年，我在新民文会中学毕了业，意外地考取了东北大学。
那一年，正是辽河涨大水，大水滔天的，弓匠堡子的庄稼涝得颗粒无收，喝高粱米粥都不易，而我却考取了东北最高的学府，真有一步登天的感觉。
沈阳的北边，昭陵原上，新开河畔，包围在一片松林当中的东北大学富丽又堂皇。那绿瓦屋顶的堡垒似的大礼堂，那马蹄形的体育场，还有理工学院的工字楼，文法学院的汉卿南北楼，教育学院的白楼，配备得整齐均匀，落落大方。由于张学良校长的赞助和倡导，开男女合校的一代新风气。
开学的第一天，我拎着一只柳条包，到东北大学注册报到。交了六十多元的学费，又到了教育学院的红楼宿舍。我的同屋同学于卓比我先来一步。他的穿着非常朴素。剃光了头，一件褪了色的青蓝布大衫，胸前别着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学校徽，不卑不亢，保持自己的本色，态度也很和气。他帮助我打开柳条包，掏出麻花褥子，自然而然地唠起家常。
“你是从乡下坐火车来的吧？”
我告诉他：“我是从兴隆店坐火车来的。我家住在弓匠堡子，离火车站只有二里地。”
“听说你们那里发了大水？”
“那里涨了大水，庄稼全涝光了。”
我想到家乡涨的大水，感情很不舒服。在乡下，有多少农民断粮断饭。父亲虽然当药房先生，却挣不到现钱，只好借了高利贷，勉强凑足了学费。我上学这天，还是贫农六叔摆着筏子，饿着肚子，送我到火车站的。
于卓发现我对谈论水灾没有兴趣，又岔到另外一个题目上：“你考教育学院，你对教育有兴趣吗？”
“不，我喜欢文艺。”
于卓猜到我上教育学院，是为了少交二十元学费，也就顺水推舟地往下说：“你喜欢哪些文艺作品呢？”
“鲁迅的，茅盾的，丁玲的，还有蒋光慈的《鸭绿江上》，都看过。”
有一个星期天，于卓领我进了沈阳城。在督军署街有家绿野书店，它当时是地下党领导的一个外围机构，专门出售进步的文艺书刊。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对我来说，真是一座新开辟的精神宝库，大开了眼界。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只挑选了三本书：《鸭绿江》《拓荒者》《晨曦之前》。
当时，我很欣赏于赓虞的《晨曦之前》。它那美丽的辞藻和朦胧的感情很投合我的口味。我也开始创作诗歌，写了第一篇作品，题目是《秋之歌》，寄给沈阳的《平民日报》，过些日子，居然发表了。我的第二篇作品是短篇小说《惆怅》。写一个受封建婚姻压迫的青年的伤感的情调，发表在《东北大学周刊》上。这些作品，都是稚嫩之作，一篇也没有保存下来。
一天，于卓给我介绍一位教育学院的同乡，他叫李英时，家住在新民西泡沿路北，正好与王莲友老师的父亲开的烧饼铺是邻居。李英时知道新民文会中学闹学潮，他也喜欢文艺。他看见我书桌前放置的《晨曦之前》，顺便谈起来：“你喜欢于赓虞的《晨曦之前》吗？”
我反问了他一句：“你不喜欢吗？”
李英时直率地说：“我不喜欢他的豆腐块的诗，乍看起来，形式和辞藻都很美丽。但朦朦胧胧，空洞无物。我们上大学交学费，少一元也不行。贫农给地主交租子，少一升米也不行。你知道，咱们新民的河西出了一个惨案。因为涨大水，有个贫农交不起地主的粮租，添斗添不满，逼得那个农民把自己儿子的脑袋砍下来，去添满了斗，多可怕呀！蒋光慈的《战鼓》和柯仲平的《风火山》才是真正的普罗文学。”
一次，李英时给我带来《风火山》，作品洋溢的革命热情，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令我憧憬不已。又有一次，李英时给我带来一本文艺刊物《冰花》，作品中有一首诗歌《露西亚的烽火》，它的主题是歌颂苏联十月革命的，同样令我激动不已。我赞叹道：
“这首诗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东大附中的几个同学是怎么办起这个《冰花》的？”
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这个内幕：1929年，正是刘少奇同志主持满洲省委的工作。他发现《冰花》是个进步的文艺刊物，特委派杨一辰同志与《冰花》主编郭维城联系。以后，又把郭维城吸收入党，使《冰花》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当时，还有一个《关外》，也是满洲省委领导的刊物，很受读者的欢迎。文艺刊物《北国》，也是满洲省委领导下的产物。筹办《北国》的有我、李英时、于卓等。他俩都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分子，常常和省团委的王鹤寿同志接头。这些，当时我都不知道。后来，于卓却暴露了身份。有一天上课，每个同学都发现自己的书桌里放着一张共产党的传单。大家都很骇然，只有于卓坦然自若，一声不响。但是，他的大衫上别的校徽已经不见了。几天以后，于卓没来上课。就在那期间，传说有一个姓杜的共产党员，借用东大同学的校徽，到沈阳青年会去做宣传，当场被捕了。事情于是真相大白，那个借用的校徽就是于卓的。后来，于卓在同志的掩护下，到了北平。创办《北国》的担子，就主要由李英时和我来承担了。
北国社一共有六位同学。除了李英时和我以外，还有叶幼泉。他是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仪表非凡，雄才善辩，是个天生的理论家，一贯鼓吹普罗文学。另一位张露薇是一个沉默的诗人，脾气古怪，目空一切，有进步思想。而林霁融是个小有名气的小说家，也是《新民晚报》的副刊编辑，和东大文艺圈里的作者都很熟悉。申昌言是学校的职员，他在《北国》第一期上发表理论文章《文学与时代》，用辩证唯物观点说明时代的主旋律。刊物的第二期上发表了李英时的《文学与阶级》，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我在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母亲》，叙述一个革命的青年，背井离乡，过着流亡苦难的生活。当时，在沈阳的作家萧军、罗慕华、王莲友等也发表一些作品，活跃了沈阳的文坛。
我的同屋同学老穆，崇拜辽阳的王尔烈，反对白话文，特别反对我在《北国》上发表的《母亲》。有一次，他毫不客气地对我说：“文以载道。我看你写的小说《母亲》，全是歪门邪道。”
“我写的是正道！”
“一个大学生，不好好地念书，却异想天开地去参加革命。离开家，流亡在外，真是成何体统！”
“家里给他订了包办婚姻，他当然想离开了。”
“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违背圣人之学，无父无母，是禽兽也！”
我忍无可忍，当面和他吵起来：“你才是禽兽，你是野狗！”
后来，我写了一首讽刺诗《野狗的跳舞》，不久发表在《沈阳晚报》上。
一天，我到北陵去散步，碰巧在那里的张学良的别墅里看到一场网球比赛。
那场网球比赛是四人对打，中国网球的亚军邱北海和一个英国的领事为一方，中国的网球冠军和张学良校长为另一方。当时，比赛已快要到了末尾，张学良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他敏捷地操起网球拍，长抽短打，或快或慢，都能得心顺手，精彩利落。看台上的观众不断地鼓掌。两场比赛结束后，张学良来到看台上休息，恰好坐到我旁边的位置上，使我有机会对他进行了观察：一张消瘦而英俊的脸，清晰的耳轮，通天的鼻子，嘴角挂着微笑，显得聪明过人。
他注意到我的大衫上别着白山黑水的东大校徽，断定我是个东大的同学：“你是东大的同学吗？”
“是的。”
“你是东大的哪个学院的？”
“校长，我是教育学院的。”
我初次和张学良校长谈话，态度有些拘束。张学良校长却很自然坦率、很随便地交谈：“你们下午没有功课吗？”
“校长，我们下午只有一节教育心理学的课。上完课我来的。”
“看样子，你是很喜欢体育的。”
我本想说我更喜欢文艺，但一想到我们主编的《北国》，还不知道学校领导是什么态度，于是便迟疑了一下。恰巧这工夫，副官送来了茶水，先递给了英国领事，英国领事又递给了张学良校长。张学良校长说了一句英文：“Thank you！”
接着，下一轮比赛又开始了。张学良校长拿起了网球拍子，迈着敏捷的步伐，步入了球场。这正是他春风得意之时，胜利在望。谁料想一幕时代的历史悲剧，将从他的脚下的这块土地上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