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云遮月
卢沟桥事变以来，北平人民最感到恐惧的，莫过于日本侵略军的威胁了。卢沟桥离北平的彰仪门只有二十里地，阵地上隆隆的炮声听得清清楚楚。人们惊慌地猜测：离北平失陷的日子还有多久。随着战局的发展，战争的气息越来越临近，人们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心弦都拉得紧紧的。
我从前线战区服务团回到了北平，见到了李素月，她告诉我，我寄给上海《光明》的那篇《参加战区服务团》的文章已经发表了。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是我流亡北平以来，在上海大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由于这篇文章的影响，我和上海的东北作家们也开始发生了联系。舒群和罗烽给我来信，信里说他们在上海编一套东北文艺丛书，约我写一部报告文学。可是，眼下战火正沿着华北原野遍地燃烧，我简直无法冷静地坐下来写文章。
在北平，这几天的消息特别多。捷报天天传来，坏消息也不断到来，号外满天飞。昨天报纸上还发表宋哲元的谈话，说北平南苑的战斗激烈；又传说我军已收复廊坊和通县，人民群众准备去慰劳；云云。忽然发现战事又停顿了下来，而且情况有些异样。往日，城门口堆着的防御工事，不知什么时候给撤掉了。城门大开，任意出入。一些商店已经关门停业，警察也不站岗了。日本飞机绕着城墙盘旋侦察，平常运送军用物资的大汽车也不见了。随后，各种谣言也传出来了，有人说，二十九军的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阵亡了……
人急投亲，鸟急投林。
战局到了危急万分的时候，我想起了左联的革命朋友们。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我从一无所有能生活到现在，还办了几个文艺刊物，不是全靠着左联的朋友们的帮忙吗？在我的左联朋友里，有清华大学的一帮朋友，还有东大的一帮朋友。由于清华园离得比较远，现在我只好暂时去投奔东大的朋友了。
我来到东北大学北校。它在北平西直门里，坐北朝南。那朱红色的木头大门，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熟悉呀！那大瓦房，那用砖铺的地，以及玻璃窗户……对我都是多么的亲切呀！在教室的后面，就是学生会的办公室。往日，这里是北平救亡工作的一个大本营。经常来这里的，都是一些左联的盟员、民先分子和进步的抗日青年。可今天，这里却显得非常冷清，大概情况又有了什么变化。
我的最熟悉的一些朋友，早已离开了学校。叶幼泉去了鸡公山，艾路去了西安，同班同学郝克勇不知到哪里活动去了，董学礼没有在家，连隐蔽最深的地下党员季里也没有露面，还有李荒、朱川、丘琴、李枝厚，我一个也没有见到。我还希望见到雷加，可他也没到东大来。在学生宿舍里，我只见到一个外号叫“唐傻子”的同学，陪着他的爱人柳女士，弹着吉他，声调有些悲凉。
当我走进学生会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汪之力正在屋里整理文件和传单，一边挑选，一边在砖地上焚烧。他看见我走进了屋子，瞪大了眼睛，表现出有几分惊愕：“你怎么来了？”
我说：“我向你汇报来了。”
汪之力随便说了一句：“我知道了。”
我讲了战区服务团到了前线，如何发生争论，刘琦如何过分激动，用菜刀抹了脖子。
“青年人爱国热情太高，感情也太脆弱。听说二十九军把刘琦送到保定医院，已经抢救过来了。”
听说刘琦被抢救了过来，我十分高兴，感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这工夫，外号叫唐傻子的同学从学生宿舍走过去，对着西直门大街观察了一会儿，来到了学生会办公室。汪之力问他：“大街上有什么动静？”
“大街上影影绰绰过来一帮人，向西直门跑去。”
“是不是二十九军撤退了？”
“这是大局。听说于毅夫在冀察政委工作，问问他就知道了。”
汪之力拿起电话，拨了号，但电话占线。里边是两个人在通话，一问一答，我们都听得很清楚：
“我耳闻宋公离平，去保，主持军机大事。”“平津让给谁？”
“中央明令，推张自忠代理委员长。”
“中央为何走这步棋？”
“以愚所见，无非委曲求全，尽量取得友邦谅解。”
“这不是亡羊补牢吗？”
“我等虽忧国忧民，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电话里传来的消息令我震惊，显然局势进一步恶化了。过了一会儿，电灯也灭了，办公室的人也都离去了。
二十九军的撤退成为事实。部队撤离之后，接着就是北平市民的大逃亡。我从东大出来后，毫无目的地被难民的队伍裹着行进，难民的队伍冲过新街口，漫过南河沿，像一股潮水似的向西直门城口拥去。这里有步行的，有推自行车的，男人背着包裹，女人披头散发，孩子哭，老婆叫，人人都显得惊慌恐怖，受一种盲目的力量所支配，谁都不晓得为什么要跑，究竟要跑到哪里去。
我随着难民的队伍来到西直门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两辆有轨电车停在城墙的里面，城门大开，作为防御工事的沙袋也撤走了。难民的队伍刚出了城门，却意外地发现从乡下来的农民向城门里猛拥过来。
我打听一个从门头沟骑着毛驴来的老乡，为什么到北平来，才知道日本兵已经占领了那里，还用机枪屠杀黎民百姓。如果从北平跑到那里去，岂不也是死路一条吗？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发觉自己实在是太盲动了。如果离开北平，也应该和左联的朋友联系一下，应该有一个行动的目标。此外，我的宿舍里还有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已经发表的，还有一些是没有发表的，这些我都应该处理一下。我想到了李素月，应该和她联系一下。我还想到了我远在东北乡下的爸爸和妈妈，我这次离开北平，不知还要流亡到什么地方，返回故乡的希望将是更渺茫了……
我进了西直门，找到雷加的住处，和他谈了半个小时，接着回到草场北岸我的住处，这是我的“家”。屋里的杂志散发出一股油墨的气味，这里有我花了几年的心血写成的作品，其中有还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小工手抄》和长诗《血腥地带》，它们还没有和读者见面呢。我即将离开它们了，心里感到依依不舍，我想，这些手稿只有交给李素月保存了。她离不开自己的家，离不开妈妈，也花不起路费。我正这样想着，李素月来了。她一见到我，就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不客气地埋怨起来：“我以为你不回来了。为了找你，我把腿都跑断了。”
我告诉她这一天我的经历，怎样去了西直门，怎样去的雷加家。
李素月问我：“雷加可有什么章程？”
“雷加说，二十九军撤退已是定局，北平已经待不下去了，只有到上海才是出路。上海的《光明》发表了我的文章，主编沈起予又向我约稿，此外还有罗烽、舒群这些朋友的关系，说不定靠卖文章也能维持生活。”
“你们去上海，坐哪趟火车？”
“我和雷加已经商量过了，坐津浦路的火车。火车票要是太贵，就坐轮船。从北平到天津的车票不太贵，过两天就可以通车。”
李素月想到我们将要分离，心里非常难过，也很激动。我的心里也很激动，觉得有很多的话要对她说，但心乱如麻，什么也说不出了。最后，我把自己的全部手稿都交给她，嘱咐她代我妥善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