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北风烟泡
半个月以后，我和申蔚从哈尔滨来到了佳木斯。
佳木斯是当时的合江省省会。我在这里见到了省委书记张闻天同志。他还依然保持着在延安时的作风，态度儒雅从容，谦虚而仁慈。他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亲热地问候道：“你俩也从延安出来了。”
我向他介绍了我们一路上的遭遇，接着就问起了关于我们的工作安排。张闻天同志再三考虑，以商量的口吻说道：“合江是新开辟的地区，现在这里主要是基层工作。”
我请求说：“洛甫同志，我非常希望到基层去工作。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我就下了这个决心。”
张闻天同志和省委组织部部长刘英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我到桦川县长发屯区搞土改，申蔚留在佳木斯市，担任二区的区委书记。
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同志送给我一件制服，一只日本造的三八盒子手枪。他亲自送我出了大门，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自从重庆谈判以后，我们和国民党争夺天下。我们在东北站稳脚跟，将来才能胜利。眼下条件很艰苦，乡下的胡子很猖狂。我们在东北能不能站稳脚跟，就靠我们这些从延安来的老同志了。”
张闻天同志语重心长的话语，令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从佳木斯到长发屯，只有二十里地。在长发屯的北头有一座小院，就是土改工作团的团部。团长是彭梦庾同志，他带着土改工作团三十多名团员，白天下乡串联，发动群众，晚上还要站岗放哨，防备土匪的袭击。我来了以后，担任工作团的副团长。彭梦庾同志告诉我说，前一个月，合江省委也派了一个工作团到长发屯来。可是到了不久，就受到叛变的保安队的袭击，遭受很大的损失，情况还是很严重的。
晚上，我在外面站岗。我带上那支三八式手枪，觉得胆子壮了许多。我在墙根蹲了有一个时辰，正要换班的时候，忽然听到长发屯正北的村子响了一枪。接着就听见有人大声地吆喝，狗汪汪地叫着，牲口也咴咴地叫喊，我知道那里出事了。彭梦庾同志告诉我说，正北那个村叫四合屯。很快，挨着四合屯的靠山屯也有了动静，没过半夜，长发屯南面的村子也有了动静，人声嘈杂，狗吠不止，还夹杂着稀落的枪声。这一夜，长发屯的四周真是闹得鸡犬不宁。彭梦庾同志指着南面的那个屯子，语气肯定地对我说：“那里是顺山堡，一定进去了胡子。”
看来，要搞好土改，首先就必须解决打土匪（即胡子）的问题。
第二天，长发屯土改工作队召开了一次会议。为了贯彻上级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深入地发动群众，镇压胡子，决定派出两支武装工作队。由彭梦庾同志带领工作队十五名队员去靠山屯，由我带领十五名队员去顺山堡，开辟土改工作。
北满的气候和南满的气候有很大的不同。已经过了立夏，玉米才刚刚从地里拱出头，伸出喇叭筒叶子。庄稼人正在地里铲地，看见我们这支带枪下来的工作队，都私下地在嘀咕着什么。
我们到了顺山堡，看见这个村子一片破败，到处都是倒塌的土墙，大街上撒着牲口粪，显得很脏乱。一个带着伤疤的愣小伙子，正对着一个庄稼人比比画画的，他一看见我们进了村，扭头放了一枪，接着就钻进乱哄哄的人群中溜走了。工作队队员喊道：“抓住那个胡子，别让他跑掉了！”
我们封锁了村子，在村里四处搜查了一遍，也没有找到那个人。我们一再向群众动员，做工作，可群众就是保持沉默，谁也不敢出来检举。
过了老半天，终于有一个细高挑的小伙子出了声：“你们土改工作队是来干什么的？”
我告诉他说：“我们是来帮助贫雇农翻身的。”
“我给老张家地主扛了八年大活，我能翻身吗？”
“你给地主扛了八年大活，苦大仇深，这回就要翻身了！”
这个细高挑的小伙子干脆痛快地说：“你们别费劲了。那个胡子早已经叫人家送走了。”
这个肯出头的小伙子叫马永清。他和我说话的时候，还是心存顾虑，左顾右盼的，有些不放心。恰巧这工夫，从一所青堂瓦舍的大院里走出一个士绅，他戴着礼帽，穿着细绸大衫，殷勤地表现着说：“工作队的同志下乡，兄弟非常欢迎。请到鄙舍用餐，一点小意思。”
我明确地谢绝说：“不用了。我们有吃饭的地方。”
那一天，我们土改工作队队员开始分头到各贫雇农家里去，访贫问苦，在贫雇农家吃饭，我带着通信员小李，就住到马永清的家里。
马永清住在一个大马架子里，家里只有一口铁锅，半口袋玉米
子。他不理解地问我：“同志，我们东家已经摆好了宴席，你不去吃好酒好肉，为什么偏偏到我这里来喝玉米
子？”
“因为你是贫雇农，咱们是一家人嘛！”
这以后，我每次到顺山堡来，都住到马永清的家里。马永清对我讲了许多贴心话，讲了他受的苦：他父亲是富锦县人，有一年的冬天，给地主赶爬犁，遇到了北风烟泡，冻死在雪地上。他的母亲改了嫁，他也当了跑腿的，给顺山堡老张家地主扛活，这一扛就是八年……
我启发他说：“现在搞土地改革，就是要给受苦的穷人分地。”
“咱们顺山堡的穷人分了地，不就把老县长给得罪了吗？”
到了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顺山堡的老张家地主，他的父亲现在就担任着我们桦川县的县长。由于一些领导不了解这里的历史，把他作为民主人士给安排做了县长，群众顾虑很大，所以不敢起来揭发。马永清顾虑地说：“如果贫雇农分了地，有一天地主翻把，勾结胡子再回来，我们连个应手的家伙都没有。”
我们终于了解了顺山堡的真实情况。
约莫过了半年光景，长发屯的土改告一段落。这时，贫雇农分了地，成立了农会，马永清也担任了自卫队队长。不久，彭梦庾同志带着土改工作队向桦南县转移，我接任了长发屯的区委书记。在区委会里，还有一个从靠山屯提拔起来的区农会主任，外号叫“李大胡子”。
1947年的冬天，合江的土改又出现了反复，老百姓叫作“煮了夹生饭”。这主要是由于地主翻把倒算，新提拔的一些干部成分不纯。在顺山堡捣乱的胡子，现在又窜到双龙河一带去活动。
为了对付胡子，我又出发去了双龙河，留李大胡子在长发屯守家。我带着区中队和顺山堡的自卫队，经过一片大草甸子。马永清带着自卫队，抄了胡子的老窝，胡子狼狈地逃走了，有两名胡子投降了，还缴了一支捷克步枪。此外，马永清还打听到一件很重要的消息：在我们离开长发屯以后，李大胡子私自到了靠山屯，和那里的胡子秘密接头，还互相称兄道弟。
我把这个情报向张闻天同志做了汇报。他通过调查研究，迅速做出了决定，准备在靠山屯召开一次群众大会，枪毙李大胡子，同时还从轻处理一批罪恶较轻的土匪。张闻天同志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人，他说一定要出席在靠山屯召开的群众大会。
到了那一天，天公却不作美，刮起了强劲的北风烟泡，到处一片冰天雪地，道路被大雪给埋住了，断了行人。平常我下乡去蹲点，小李总是支持的，可今天他也一反常态，泄气地说：“这样冷的天，谁能去开会呀！”
我说：“开会的事情已经发了通知，还向张闻天同志做了汇报。”
小李还是固执己见：“大雪泡天的，路上也走不动道。”
“走不了道，那我就骑毛驴好了。”
我骑上了毛驴，出了长发屯，前面是茫茫无际的大雪，凛冽的北风在呼啸，我才吃惊：这是多么恶劣的天气呀！我穿着一件日本军用大衣，戴着狐狸皮的帽子，一双棉手套，艰难地上了路。走不多远，眉毛上就结了冰须，脚冻得像猫咬似的，真是透骨凉。风越刮越大，毛驴不安地耸着耳朵走一步停一步。
傍晚，我俩到了靠山屯，张闻天同志也到了那里了。他从一辆载重汽车上下来，后面跟着桦川县委书记蔡藜同志。张闻天同志踏着厚厚的雪向我走来，我心里很感动，上去打招呼：“洛甫同志，今天多冷啊！”
张闻天同志的眼眉梢挂了一层霜花，他快活地笑了：“今天天气是冷，老天爷对我们都是一样的。村干部都到了吗？”
我看到大街上已经有二十多架爬犁，回答道：“基本上都来了。”
那天晚上，张闻天同志和村干部们见了面，还听了他们的思想汇报。群众虽然分了地，但还是有顾虑。一个长着酒糟鼻子的老头说得非常形象：“咱们庄稼人，一辈子拌土坷垃，端人家碗，就得服人家管。过去别说敢分地主的地，就是碰倒地主的一根汗毛，也得跪在地上给人家扶起来。”
会场上还有一个村干部插话说：“地主再勾结胡子，老百姓就更不敢出头了。”
张闻天同志望着大家，坚定地说：“咱们共产党刚成立小组时，才只有几十个人，跑到上海的大街上去游行示威，喊着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结果像滚雪球似的，越发展越大。现在我们有了这么多的解放区，有了这么多的军队和群众，我们连蒋介石都要打倒，我们还怕地主和胡子吗？长发屯钻进来一个李大胡子，也成不了气候。”
张闻天同志的几句话，说得大家心里都亮堂了，空气也愈加活跃了起来。不知是谁又冒出了一句：“咱们的马永清队长也是好样的。”
那天夜里，张闻天同志就住在靠山屯的老百姓家里。他和蔡藜同志及警卫员睡在南炕头，我睡在北炕头。炕离房门很近，脸上不时地可以感到从门缝里吹来的冷风，很久不能入睡。外面的北风很凶猛，风里还夹着沙子，扑打在窗户纸上，这时，我听到有人走过来的脚步声。
深更半夜，还能有谁来呢？我急忙披上大衣，带上手枪，推开了房门，见到一个大个子向门口走来。我警惕地问道：“是什么人？”
“是我，我是马永清。”
“你还没有睡觉？”
“我想起张闻天书记的话，一直也睡不着。他为咱们老百姓操心，冒着大北风烟泡下乡。可是你没有想到，桦川县张县长的家里，就是胡子的老窝！”
马永清又讲了一些细节，说顺山堡老张家怎样勾结胡子，怎样在他家接头，隐藏枪支，以及怎样霸占长工的媳妇……
由于张闻天同志正在睡觉，我就让马永清明天再来汇报。
第二天，靠山屯召开了群众大会，当场枪毙了李大胡子，该镇压的镇压，该宽大的宽大，群众都非常振奋。
关于桦川县张县长的案子，由于情节比较严重，关系也很复杂，当时没有解决。但由于群众挖到了老根，土改煮夹生饭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配合合江公安厅去顺山堡老张家地主家里去抄家，翻出了枪支弹药，还有国民党的证件，公安部门逮捕了老张家地主，群众发动起来了，那个被抢走媳妇的长工从老张家也领回了自己的媳妇。然后顺藤摸瓜，摸到了桦川县张县长那里。《土地法大纲》发布以后，怎样处理的张县长和他的儿子，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