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在什么地方
参加了那次会以后，我专心地写文章。
自从搬到西柳村永安观以后，我的生活开始有规律。早晨7点钟起床，在院子里做早操。上午写作，中午到清华园外一家小切面铺去吃饭。这家切面铺是专为洋车夫准备的，又省事，又省钱，对我非常合适。吃半斤大饼，一碗豆腐汤。一天两餐，大约花二三十个铜板。因为我的稿费收入有限，如果开支过大，下一顿只好吃红薯来充饥了。午饭后，我照例到圆明园的废墟去消遣，一面散步，一面构思创作。那天，我从切面铺出来，恰好遇到李秉忱。我们一起散步，谈心。
李秉忱问我：“你最近到张露薇那里去过吗？”
“我在家里写文章，大约有半个月没有去了。”
李秉忱告诉我，就在这半个月，张露薇两口子吵了架。胡琴因为娘家有钱，忽然异想天开，想到日本鹿儿岛去留学，想镀镀金，玩玩票。谁想出国以后，生活不习惯，语言又不通，于是没有告诉张露薇，就突然又回了国。这时候，胡琴发现了她从来不知道的一个秘密。因为在张露薇的书桌上压了一个漂亮女人的照片，胡琴闹翻了天，扯了相片。
人家两口子吵架，是我向来最不爱管的事情。我们改变了话题。李秉忱关心地问我说：“那一夜，你离开了我的宿舍，到哪里去住了？”
“不要提了。一个流亡者，我真正体验到无家可归的滋味。我也明白了什么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本来就是一无所有。比如左联，就是无产阶级的一个细胞。”
我听到了左联，神情兴奋了起来，问：“左联在什么地方？”
“清华园里就有左联组织，你愿意参加吗？我可以当你的介绍人。”
“我愿意。”
一个星期以后，在清华大学的宿舍里，为我举行了参加北方左联的仪式，和我同时参加左联的还有一位姓蒋的河南同学。清华的老左联当时有六七名，大半我都熟悉，李秉忱、魏东明、赵得尊是左联负责人。那天开会没有见到他们。还有三名同学：牛萨冠、郑继桥、王瑶。我和王瑶一起在清华办过文艺刊物《新地》。还有我认识的蒋南翔，我的许多稿子是通过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我的母校是东北大学，现在，我又认识了清华的左联朋友，感到非常温暖。
我长期过着流亡生活，自由散漫惯了。自从参加了左联，才慢慢地加强了我的组织观念。
一天晚饭后，李秉忱告诉我一个秘密：明天（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专院校将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今晚7点钟以后，要临时开一个预备会议。让我准时参加。
那次预备会议开得很紧凑，气氛也很紧张。绝大多数的清华同学我不认识，真是群情激动，灯火通明。可以预见到明天的游行将是一场严肃的斗争。主持会议的清华同学也很兴奋，拉大了嗓门儿，瞪大了眼睛，用一种高亢的声音鼓动说：“同学们，自从‘九一八’以后，由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步步进逼，占领沈阳，进攻锦州，进占山海关，吞并热河，又侵略到华北。日本兵进驻丰台，日军包围二十九军冯治安部队，勒令缴械。过去，我们清华大学还挂着一块‘九·一八纪念堂’的牌子。现在，连那块牌子也给摘掉了。我们还要退到什么地步？！”
许多人一条声地叫喊，像是打雷：“我们再也不能退让了。我们举行游行示威！”
又有一位同学高呼：“主席，我有一个建议。在游行之前，首先检查我们的队伍是不是纯洁，是否混进来什么分子！”
清华大礼堂的气氛显得更紧张了。大家都默不作声，敏锐地观察对象。这时间，我感到了有一种压力。因为我不是清华的学生，但我到清华的图书馆去看书，在《清华周刊》上写稿，一个没有学籍的流浪汉，算不算混进来的什么分子？正在我自己紧张的时候，李秉忱从远处的座位上走到了我的跟前，来做我的保护人，我才落了底。事情终于真相大白。有两位校外的同学，自称是来听学术报告会的，由于误会，自动地退出会场。散会以后，我对李秉忱说，明天的游行，我准备参加东北大学的队伍。因为那里我熟悉的同学比较多，便于照应。
12月9日那一天，我从西柳村出发，沿着平绥路走到西直门。想不到西直门已经戒严，城门关得紧紧的，里外不通，警察全副武装，持枪巡逻，不许行人靠近城门。清华和燕京的游行同学都被阻在城外，短时间绝不会放行。我只好绕过西直门，进了德胜门。到了新街口，才知道东大的游行队伍已经离开了学校，闯出了校门，向着西四牌楼冲去。隐隐地听到前方人群沸腾的声音，零乱的脚步声，狂热地喊口号的声音：
“反对华北自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枪口对外，齐步向前……”
这是发自人民心底的声音，这是中华民族进行曲的大合唱。多少年来，只有今天，我才听到了这种正义的声音，心里非常激动。
我走过新街口，到了北沟沿东大宿舍，遇到一位东大的骑自行车的交通队员，才知道真实的情况。按原来的计划，城外的清华和燕京的同学，进城和东大的同学会合，作为第一路，走到中南海向何应钦请愿。可是，情况发生了变化，燕京大学被警察包围了，清华进城的大汽车被扣押了，西直门又关闭了。东大的队伍再也不能等待，于是冲出北沟沿宿舍，上了大街，又会合了法商学院的同学，壮大了队伍。沿街散发传单，呼喊着口号，摇着旗帜，人流涌动。在西四牌楼一带，唱着雄壮的歌：“枪口对外……”
半路上，我碰到了东大同学纪灵钧。他也爱好左翼文艺，和我很熟，常用“吉旅”做笔名写一些文章。他参加了游行的队伍，刚才和警察进行了厮打，鼻子和眉毛上都是白灰。
“老纪，你这是怎么了？”
纪灵钧说：“别提了。咱们东大同学冲到西四牌楼时，已经是筋疲力尽了。想不到又从胡同里冲出一队警察，拿着步枪，插着白亮亮的刺刀。警察叫了号，摆出了刀刃，怎么办？大学联合会的几个头头都很坚决，老郑、小关、宋黎、董学礼……董学礼当时就叫上号：‘同学们，警察上了刺刀，咱们怕不怕刺刀？’”
“不怕！”
“东大同学铁了心，瓮声瓮气地喊着。胳膊挽着胳膊，一直向前走。挺着胸脯，从刺刀底下钻过去。警察看见刺刀不灵，便衣队便上来抓人。拿着棒子，逢人就打。杨大个子挨了一棒子，王景元和警察厮打了几个来回，被抓走。另外一个警察去抓俄四的女同学。我看情形不好，撒出预先准备的石灰粉，才把俄四的几个女同学救出来了。”
纪灵钧善意地劝告我说：“你不要再到前面去了。万一你叫警察抓住，就不好保你了。”
“一二·九”以后，我又参加了左联的一次秘密活动。由于活动的机密，我又搬到李秉忱的宿舍里去住。大约夜里3点钟，他把我叫醒，还有和我一起参加左联的那个姓蒋的同学。我们三个人，带上传单，出了清华校门，向东一拐，穿过平绥路，影影忽忽地走进了村子。村西头有座古庙。原来，我又回到西柳村来了。夜深人静，鸦雀无声，我们把传单撒在街上，怕被风刮跑了，又压上了砖头。
三天以后，我又回到了西柳村，准备再写文章。这时，我已经写完了长篇小说《登基前后》的初稿，又开始写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千行长诗《故都进行曲》。我的创作热情很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胸中的激情也在奔腾不已。
我在永安观里还认识一位清华园的油漆小工。他是河北省人。日寇占领了山海关，他从家里逃出来。他挣的钱有限，又受工头的克扣，和我很熟，无话不谈。他关心地问我：“先生，这几天你不在家，可热闹了。”
我故意问他：“有什么新闻吗？”
“北平的大学生都出来游行示威。”
“你在西柳村，怎么知道北平大学生出去游行？”
“不，咱们西柳村也有人撒了传单。”
“你说该不该撒传单？”
“日本已经占领了丰台。不游行示威，早就当亡国奴了。”
“对！”
“先生，你要把我写成小说吗？”
“我已经把稿子交给了《清华周刊》的一个朋友，他说月内就可以发表。”
几天以后，我又去了清华园，想找王瑶谈谈关于稿子的意见。刚走到学校门口，就发现有些异样。往日穿梭的人群稀少了，洋车和自行车也不见了，显得有些清冷。一辆警车停留在校门的左侧，有两名持枪的警察在那里看守，机警地观察着行人。我的神经感到了一种紧张，有一种危险感。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如果我退回到西柳村，一定会引起警察的怀疑的，甚至被捕。索性闯一闯吧。我咬着牙，下了决心，装得满不在乎的神情走过去。当经过警察的跟前时，真觉得心都凉了。
在大礼堂跟前，一个人从树荫下钻出来。这个人就是和我一起撒传单的河南老蒋。他惊异地向我发出警告：“你怎么来了？太危险了！”
“我找王瑶。”
“王瑶被捕了。另外还有十几个同学，衣服上都挂着‘政治犯’的布条。你要赶快离开这里。”
我问：“前门能出去吗？”
“前门检查很严，你跳后墙吧。”
真是万幸。我走到清华园的后墙，恰巧那里有一把椅子。我蹬上了椅子向外看，那里是清华园的花圃，没有警察巡逻。我赶快跳下墙，钻进了柳树林子，脱了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