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代号
这是我头一次过敌人的封锁线，由于缺少经验，弄得晕头转向。
走出娘子关，下了太行山，迎面就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由于地形的不同，划分出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山区的根据地相对比较稳定，每年只有几次反扫荡斗争。而处在平原的部队，几乎每天都要夜行军。给我印象最深的，就要算是1939年过平汉路封锁线了。
那是在一个黑夜，我随着山东纵队出发了。我们离开了武安山村，绕过了磁县，经过了五十里地的急行军，忽然望见两旁的地上埋着电线杆子，这就是说，快要到平汉线了。一想到这就是我等了很久也没有过去的封锁线，我的心不由得开始有些紧张了，自觉地加快了速度。这时，跟着队伍的有节奏的步伐，一条声地传达着口令：“跟上来，不要掉队！”
旷野寂寂，四周只有队伍急促的脚步声，马掌撞着铁轨的声音，以及牲口驮子碰撞着铝锅的声音。战士都抖起精神，马儿竖着耳朵，一切都听从口令，大家一鼓作气地冲过了封锁线。
队伍过了封锁线，又急走了二三里，走到一座村落跟前。这天正是阴历初二三，月牙尖尖的，微弱的光芒照在村落的四周。这是一片土围子，四角都有炮台，墙上涂着石灰粉的大标语，却看不大清楚，空气中可以闻到枣树的清香。大概村里的人都睡熟了，一片静悄悄的。后街临道有一条狗，向陌生人汪汪地咬着，真使人讨厌透了。
山东纵队里有人说话了，声音很低：“不要去招狗咬了。”
“我们想找一位向导。”
“刚过了封锁钱，就想换向导？”
“向导过了封锁线，想回家。”
“现在深更半夜的，别惊动了老乡。”
“那么……”
村子里开始有人从里面走出来，脚步声咔咔地响着，一边巡视，一边问着话，挑着灯笼，在土围子墙里走来走去。我站在土围子外头，对土围子墙里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我不知道打灯笼的老乡在干什么，在商量着什么。正在这工夫，土围子里突然放了一枪，接着，又是几声呐喊：“打！打！”
山东纵队里有人觉悟过来，提醒大家说：“这里是敌占区，是敌人的铁路爱护村。”
“赶快撤走！”
我们离开了敌人铁路爱护村，急行军走了二十多里，还觉得不安全，不晓得是否离开了敌占区，是否到了游击区。真是一方有一方水土，一方有一方人情。这里的土地连成片，村庄对着村庄，遥遥相望。交通沟纵横交错，拉成了蜘蛛网。队伍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突然停止了前进。月亮偏西了，前面影影忽忽地出现了一个村庄。什么人在那里拉开了大嗓门儿，吵吵巴火地叫喊，仿佛又有什么敌情了。
半小时以后，山东纵队的侦察员送来可靠的消息，原来前边的村庄叫张庄，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正在张庄宿营。
队伍进了张庄以后，我采访了杨秀峰主任。
其实，杨秀峰主任也是打了一夜游击，刚刚宿了营。牲口还拴在马槽子上，马肚带都没有解开，准备随时牵走出发。公署的干部夜里过于疲劳了，都来不及脱鞋脱帽，躺在木板上就睡大觉。
那天，杨秀峰主任也是行军了大半夜，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他穿着一件蓝制服，没有打绑腿，头发蓬松着，他的面孔比我在北平时见到的消瘦多了，但依旧是神采奕奕的。他看完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给我开的介绍信，露出亲切的微笑，热情地和我握手说：“一年以前，我们在东北救国会的学术讨论会上见过面。”
我记得那次讨论会。那是在北平时，由东北救国会的负责人汪之力组织召开的。那次出席会议的人中有不少都是北平的名教授。其中有吴承仕、杨秀峰、曹靖华、陈伯达、齐燕铭、孙席珍等。我记得杨先生的发言的题目是关于抗战和民主的关系。他讲到抗战需要民主和统一战线，否则就不能胜利。现在，杨先生在冀南公署打游击，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杨主任介绍冀南的形势和打游击的情况时，精神特别兴奋，侃侃而谈，富有条理，态度也非常谦虚：“我初到太行山的时候，对于夜里打游击，还不大习惯。现在下了太行山，几乎夜夜都打游击，才更知道民主的重要性。其实，民主就是动员群众。比如，游击队要吃饭，就得找老百姓，要宿营，就要住老百姓的房子，还有抬担架、送鸡毛信、站岗放哨、过封锁线找向导、挖交通沟，简直处处离不开群众。我们是夜里行军，白天隐蔽，如果没有群众做耳目，等于是两眼瞎。我们冀南公署就是建在马褡子上。我们凭着一匹马，一支枪，一副马褡子。马褡子里装着文件，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办公。我们没有什么不动产的东西，也没有私有财产，我们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干部手里能有一支好钢笔。”
有一次，我离开冀南公署，到二里地外的冀南军区宋任穷同志的一个部队去采访。那次采访中搜集的战斗材料非常生动而且有意义，讲故事的是民运科的李科长。他讲到生动的地方时，我的旧钢笔却下不来水了，他关心地对我说：“你们作家经常写材料，应该买一支新钢笔。”
我说，这里是游击区，也不靠大城市，哪里有卖钢笔的。
李科长告诉我说，冀南公署二〇一也缺少钢笔，他托在北平的朋友寄来一支新钢笔。他原以为花七八元就可以买到。谁知道那支新钢笔是美国派克笔，非十二元不能买到。二〇一不想占用公款，只好把派克笔寄回去。
我到了敌后，知道我们部队由于保密工作的需要，二〇一可能是某个首长的代号，也不便去追问。但心里却合计，这个二〇一是谁呢？正在这工夫，一个背驳壳枪的通信员跑进屋来，通知我有了敌情。
我听故事到了最生动的地方，真舍不得离开，于是李科长又多讲了五分钟。直到我走出了屋子，才知道敌情已经非常严重了。村里的老百姓已经跑光了，武装自卫队也已经转移。儿童团离开了岗哨。去冀南公署的大道上，已经断了行人。
我出了村口，走上去冀南公署的那条大道。忽然看见从冀南公署所在的那个村的方向驶过来两辆大汽车。我自从到华北游击区以来，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大汽车了。我开始疑虑，既而断定，只有敌人出来“扫荡”，才用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时，我发现大汽车后面还有一辆坦克。我觉得不好，转身就往回跑。我拼命地跑，敌人在后面追，接着，又放了两炮。炮弹落在我前面的大道上，扬起一阵灰尘。我抖掉了身上的灰土，又继续往前跑。岔过村口，跨过交通沟，见到前面有一片枣树林子，心里才有些踏实。我听了听动静，大道上已经没有大汽车的声音了。慢慢地，太阳落山了，出现了满天的星斗。远远望去，村中的屋檐下透出一派火光，大概敌人又在实施“三光政策”。
我在枣树林子里转了几圈，迷了路。我不知道是从哪里进来的，该从哪里出去，折腾了小半夜。夜里很凉，云彩遮住了月亮，时明时暗。在枣树林子北头，时而传来牲口咴咴的叫唤，还有人轻轻的咳嗽。我心里嘀咕，这是敌人呢，还是同志呢？我试探着往前走几步，以听虚实。
外面的谈话声听得更清楚了。
一个说：“路旁说话，草里有人！”
一个说：“二〇一找延安来的客人，嗓子都急哑了。”
我听明白了，走出了枣树林，正好遇到了冀南公署的部队，遇见了杨秀峰主任。我紧紧地握住了杨主任的手，心里热乎乎的。
“二〇一同志，我回老家来了！”
原来代号叫二〇一的，就是杨秀峰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