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火祭
1932年春天，我搬到北平彰仪门内的古物博物馆，准备到东大复学。古物博物馆的院内有几棵高大的桑树，春天抽枝发芽，青枝绿叶，形成一片绿荫。后院有两座大楼。博物馆的文物已经搬走，住上了从东北来的学生。由于还没有正式上课，人们常常到桑树底下散步。有一天，迎面走过来一名同学，胖墩墩的个子，大眼梢子，显得聪明能干。我看他很面熟，一时想不起他是谁了，他却先开口说：“我是王国新，你不认识吗？”
我想起来了，他是我的文会中学的同学，比我高两级，后来考取了东北大学。多少年没有见面了，真是他乡遇故知，太高兴了。我们回忆起在文会中学的生活，怎样支持上海工人的五卅运动，怎样游行示威，和孟牧师做斗争，也议论到了王莲友老师。
“我听说你去了天津，见到了王莲友老师。他还写新诗吗？”
“你别提了，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国民党的小官僚，完全变了。”
王国新对王莲友的变化并没有感到意外，胸有成竹地一笑，反问我一句：“你知道他近来的变化吗？”
“不知道。”
“原来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有三个帮派：一个是东北帮，以刘不同为首，王莲友是他的部下，他们的后台是陈立夫；第二个帮派是张厉生；还有天津的地方势力派。这三派相互钩心斗角，争权夺利，但不能妨害日本人在华北的势力。这次天津事件，是日本特务土肥原组织便衣队暴动，拉走了溥仪，有可能在东北建立伪政权。蒋介石屈从日本的压力，训令冀省主席王树常与日本司令香椎谈判，承认屈辱的三项条约：一、向日本道歉；二、取缔反日言论；三、中国先撤防御工事。”
王国新对于国家时局认识得很清楚，理解力很强，使我很钦佩。我俩散步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一个新的消息：东北大学将要复学复课，校长张学良准备到学校给同学讲话。
当东北大学还没有在北平复课以前，人心很涣散，生活也杂乱无章。有的同学到清华北大借读，有的去奉天救国会去参加活动，也有的到国民党那里去领助学金，挥霍无度，到天桥去听大鼓，泡女招待。真是各行其是，无所适从。此外也有散布关于张学良校长的一些谣传的，确实需要整顿。
那天上午，张学良校长来到了古物博物馆。因为没有正式开学，找不到大礼堂，因陋就简，就把院子当成临时的会场。张学良站在凳子上讲话。他病后精神欠佳，面孔消瘦，在“九一八”以后，他受到社会上的压力很大，有一种难言的苦衷。他谈到东大将在北平复学，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将来有一天出关抗日，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也解释了不抵抗政策。他怕同学不满足，又强调做了说明：“有人说，这次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丢掉了东三省，我张学良应负责任。东北是中国的东北，这是国家大事，我一个人能说了算吗？好像我捞到了什么好处。也有人说我张学良娶了一个日本老婆。自从皇姑屯惨案以来，先大元帅被炸，又发生九一八事变，国难家仇系于一身。要是我张学良娶了日本老婆，还算报仇了。”
自从张学良校长讲话以后，东大复课开始加快进行，到外校借读的同学纷纷回来报到，住宿的同学越来越多，大有人满为患之势。这对我的压力很大。如果我不能复学，住宿就成了问题了。王国新很替我着急，催促我说：“你找找王教授，让他给你说说情。”
“我这个人从来没有托人说过情。”
我想起王教授曾说过“三大祸害”，说共产党是“红祸”，心里对他很反感。
“你不要太固执了。到哪河，脱哪鞋，等明天王教授来学校，我替你帮腔，你再上去搭话。”
第二天，我和王国新在院子里散步，碰到了王教授。他穿着藏青色呢子洋服，戴着礼帽，瓜子脸，高鼻梁，吊眼梢，大模大样，头也不抬，显得扬扬自得。好像没有看见我一样，大步流星往里走。王国新赶上和他说话。刚说了一会儿话。让我走到王教授的跟前。王教授盯了我一眼，不冷不热地说：“我很久没有看见你了……”
我听王教授那种口气，带着轻蔑的语气，不由得引起了我的反感，也就不想回答他。他接着又问我第二句话：“你离开学校，干什么去了？”
我听到王教授的第二句话，心里更是火上浇油，好像法官追问犯人的口供一样。他明白两个人都无诚意，于是敷衍着说：“你还好吧？”
“对付吧。”
不等我说完话，王教授大步地向主楼走去。王国新无可奈何地走过来，批评我说：“你真是一个万事不求人的人。”
我听了王国新的埋怨，心里想不复学的后果，也觉得有些后悔，那就自作自受吧。“九一八”以后，有多少东北人失学失业，有的丢掉了生命。在国难家仇之际，我能够安下心来学习教育心理学吗？
王国新的态度也缓和下来，通融地说：“你的想法也对。你不在东大复学，我介绍你参加一个读书会。”
“什么读书会？”
“是反帝大同盟读书会。不能让外人知道。”
两天以后，王国新递给我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小册子。
我偷偷地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身上像点着了一把火，浑身发热，眼睛通了亮，头脑里升起了一个强烈的信念。那些挂着辉煌的招牌的国家机器，政权、法院、军队、警察，原来都是套在劳动人民的身上的枷锁。我回想起“九一八”以后的流亡生活，回想起文丰公寓老板的冷酷的面孔，回想起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官僚机构，以及北平内六法院拘留所的奴隶地狱，我感到了愤怒，火炬在胸膛里燃烧，不由得从心头里涌出一首新诗《火祭》：
瞧吧！火山的决口喷出鲜红的木炭。
世纪的楼台，人的肉体，
谁说能架得住这魔火的烧炼？
任着暴风雨催着腥血的鳞斑，
任着烧天的辉霞扶了一条死亡的光线！
第三时期的宇宙也许有不规则的塌翻。
沙砾沉昏，罡风吹灭了日月的青焰。
古老的神州，走进崩溃的边缘。
…………
我写完了诗稿，却找不到发表的地方。我想起了《北平晨报》的副刊，那是个刊登文艺作品的园地。我不认识那里的编辑，自己又是个无名作家，不敢去投稿。我也想起天津《大公报·小公园》副刊上，常常刊登署名蜂子的政治讽刺诗。听说他已经被捕，因为是一个共产党员。正当我踌躇不定的时候，有三位东大同学找我来了。他们是：张露薇、叶幼泉，还有东大附中的同学李政文。李政文主编《冰花》，和北国社的朋友有过交往。现在，他为了发展北方左联，把我们东大的三个同学作为发展的对象，并与我们商议出版个文艺刊物《文艺情报》。这样，我的诗歌《火祭》，也就有了发表的阵地。为了这件事，我和张露薇几次跑印刷所。由于没有印刷费，刊物一直没有出版。
人生的搏斗，真如大海的波涛，后浪推前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有经费印刊物，东北大学近日又要复课，我不能在古物博物馆长期待下去了。吃饭和住宿都成了问题。最后的一条出路，只有回东北老家了。我想到，东北已经沦陷，有多少同胞在敌伪政权下当奴隶，遭受屠杀。在辽河的岸边，有我的父亲和母亲，我多么想看看他们，我也想亲身体验一下他们苦难的命运，这对我今后的创作一定是有用的。王国新也鼓励我说：“你回东北去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