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我真不幸，竟然又一次开始了流亡的生活。
8月初，我和雷加坐火车逃出了北平。
为了节约路费，我俩到天津后，不坐津浦路的火车，而是从天津坐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直达上海。这样一来，就只好让雷加的爱人张殊暂时留在北平了。我想起离开北平前的那晚和李素月在草场大坑岸边散步的情景，颇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无限感慨。
我们这次逃出了北平，好像鸟儿飞出了牢笼。
上午10点钟，轮船出了海河，到了塘沽。船头直对着大海，劈浪前进。看着万顷波涛，真觉得天地广阔，心胸也为之渐渐开朗，觉得这个世界有着无限的自由。这条轮船上的旅客许多是从平津流亡出来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受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大家志同道合，同仇敌忾，不约而同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
轮船进入了大海，风急浪大。这里是津门的要隘，从水路入京的咽喉。岸边的炮台，昔日抗击着八国联军的入侵，今日又将沦为日本侵略者的肆虐之下。这工夫，轮船上的二副向旅客发出了警告：“大家注意了，前边有日本的巡洋舰。快到船舱里躲一躲！”
有的旅客躲到统舱底下，不敢露头；也有的旅客在甲板上观望，注视着敌情。我和雷加一直站在栏杆旁边，想看个究竟。我们气愤的是，渤海湾是中国的领海，为什么让日本的军舰在这里横冲直撞。
日本军舰迎面驶过来了，旗杆上挂着一面太阳旗，甲板上摆放着四门炮口黑森森的火炮，一个日本军官拿着望远镜，对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侦察着。大概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吧，日本军舰从离我们轮船五十多米远的地方绕过去了。这时候，船舱底下的旅客才爬到甲板上，喘了一口气，逐渐活跃起来。
海涯无际，万顷波涛，海燕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有的人见景生情，不由得高声背诵起高尔基的《海燕》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在英国轮船的甲板上，我遇见了几位左联的朋友。首先见到的是田菲。他是一个地下党员，平时非常喜欢高尔基的作品，常在《中流》上发表些散文。其次见到的是余修和夏英喆，他俩都是中国大学的学生，经常在《文学导报》上发表文章，彼此都很熟悉。此外，还遇见了于毅夫。他是文学界的前辈了，常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署名于成泽。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共产党，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和文艺界的朋友都很熟。这次，他和我们在轮船上相遇，显得非常亲热。他和我、雷加握手，问道：“你们两位到哪里去？”
“上海。”
“你们和上海的作家有联系吗？”
我告诉于毅夫，去年冬天，舒群曾秘密来到了北平，我接待过他，也和罗烽发生过联系。于毅夫知道我们是第一次去上海，愿意为我俩帮忙。可是，轮船到了烟台，就停泊不走了。不久，从轮船的二副那里传来最新的消息：8月13日那一天，中国军队在上海和日本军队发生了冲突，中国全面的抗战开始了！
大家热情地欢呼着，情绪激动，一呼百应地唱起歌来：
不要皱着眉头
大众的歌手
…………
轮船不能到上海了，我们在烟台上了岸。我们这些平津流亡同学，在一二·九运动中曾经受过锻炼，在卢沟桥事变中又受过考验，现在在流亡期间，便自发地组织起平津流亡同学会，通过组织和地方当局交涉，联系交通工具，积极参加抗战活动。我们这部分流亡同学，一部分到济南去，一部分到南京去。我和雷加到了南京以后，才知道上海已经成了战场，上海的作家正在纷纷逃亡出来。我们在南京遇见了舒群和罗烽，他俩非常热情，请我和雷加吃了南京有名的烤鸭。这是我和罗烽的初次见面，他讲了很多肺腑之言，也使我长了很多见识。
一天下午，舒群准备约我俩去游玄武湖。刚要动身，南京的汽笛发出了空袭的紧急警报。我们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跑到附近的八府塘中学的防空壕里。
警笛声消失以后，伴随着日本飞机嗡嗡临近的声音，人们都屏住了呼吸，大气也不敢出了。过了一会儿，听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声，接着，是地上的高射炮的射击声。炸弹和高射炮弹同时炸裂，天上开了花。不大工夫，日本飞机布满了南京的上空，俯冲一次，便投弹一次。炸弹像小棒槌一样在八府塘的天空嘀嘀乱转，仿佛就在头顶上飞舞那样看得真切，真是骇人。
舒群夹在我和雷加的中间，他也很紧张，嘴里念叨着：“真是脚前脚后，我们要是再早走一步，已经到玄武湖了。”
雷加为了安慰舒群，说着宽心话：“八府塘一定有水塘子，日本飞机不会多投炸弹的。”
“你看，日本飞机又投炸弹了！”
“咱们的高射炮太没用了，为什么不把日本飞机打下来？”
我数了数，天上一共有十六架飞机，轮番俯冲轰炸着。当最后一架飞机飞到八府塘上空，准备往下俯冲时，被地面的高射炮击中了，轰隆一声，变成了一团火球，囫囵个儿栽了下来。躲在防空壕里的市民们都觉得大快人心，直起了腰，欢呼呐喊，鼓着掌。
“打得好！”
当天晚上，雷加到平津流亡同学会那里去，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东北作家田菲，从北平流亡到了山西时，在太原躲避日本飞机的一次轰炸中，由于忙于搜集创作的材料，不小心暴露了目标，不幸中弹身亡。
我和舒群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心里非常难过。去年舒群到北平时，也和田菲见过一面，可惜没有到田菲家里去做客。舒群关心地问我说：“田菲家里还剩下什么人？”
“现在，田菲家里剩下妈妈、姐姐、妻子，三个人全成了寡妇。”
我回答舒群的问题，是在向敌人进行一场控诉。
显然，南京也不是久恋之地，我和雷加又去了济南。在济南师范学校里，已经挂起了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当时，于毅夫是东总唯一的地下党的领导人。此外，还有我、石光、孟述先、孙耕野几位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动员，向抗日根据地输送革命青年。有一天，我正在给一位革命青年登记的时候，忽然从上海转来了十五元稿费。这使我十分感慨，如果我在北平能有这笔稿费做路费，大概李素月也能跟我一起跑出来。事有凑巧，雷加也为同样的事情找我商议。他说：“现在，抗战开始了，哪里都需要干部。我想给北平张殊写信，让她出来。”
我又补充一句说：“我也给李素月写信，让她俩一块出来，那多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