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归队以后
1946年的冬天，北满的气候格外寒冷。11月初，申蔚生了一个男孩。孩子生下来以后没有奶吃，饿得直哭，真是困难万分。恰巧就在这时，周而复在重庆编了一套《北方文艺丛书》，其中有丁玲的《边区人物风光》，艾青的《吴满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刘白羽的《黎明的闪烁》，周而复的《子弟兵》，还有我的《滹沱河流域》。书出版了，并给我寄来一笔稿费，大约有二百元，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数目了。我用这笔钱买了一头奶牛，从此孩子靠着这头奶牛活了下来。
不料好事多磨。在那个解放战争的年代，一般的土改工作队队员是绝对买不起奶牛的。所以见我买了一头奶牛，有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便向上级给我打了一个小报告，说我拿了胡子的赃款才买的奶牛。于是，上级向长发屯又派来新的区委书记。把我调到佳木斯市委任宣传科科长，《土地法大纲》发布后，土改又进入了高潮，组织上又调我去江山村搞土改。当时只有我和何彩庭二人。由于人手少，只有坚决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只用了十天就推翻了几千年封建制度。我就用《江山村十日》作为题目，写了一部反映土改生活的长篇小说。不久，东北局宣传部召开党的文工会议，通知我去参加会议，这时，申蔚很坚决地对我说：“你不是当行政干部的材料，你还是搞你的创作好了，省得自己受罪。”
那年冬天，我来到了哈尔滨，参加了党的文工会议，见到了东北局的宣传部部长凯丰同志。他勉励我说：“你下到农村，搞了两年多的土改，现在归队吧。”
就这样，我归队了。我住到哈尔滨道里大街的东北文协，专心创作，开始写长篇小说《江山村十日》，而申蔚带着孩子还在佳木斯。
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我经历了两年多的土改生活，有了较充分的创作准备，我希望在自己新的作品里能够有新的突破。对于这部作品，无论是故事还是人物，我都是那么熟悉。一切都是现成的，简直是呼之即来。我考虑，我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如果我还用过去熟悉的知识分子的语言去表现新时代的农民形象，恐怕写不出他们的朴素的面貌和觉醒的灵魂。我决心尝试着用形象化的东北群众的语言去表现他们，使人物能够活起来。为此，在学习群众的语言上，我下了一番苦功夫。
1949年5月，《江山村十日》终于在东北书店出版了。此书以后又拿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前后共印刷了十五次。一些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如冯雪峰、王瑶、沈起予、许杰、杨朔等都发表过对它的评介文章。周扬同志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也提到了这部作品。
这时期，我还写了另一部作品《开不败的花朵》。它表现的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段难忘的生活。
这次回到东北，我的感触是很深的。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已经有十四年没有回到家乡了。对于东北的山川面貌，风土人情，我都感到分外亲切，对于这里的一朵花，一棵草，我都能够叫出它们的名字。现在抗战胜利了，我们又回到了东北，那种心情真是万分兴奋和激动，真想在草地上打个滚儿，对着广阔的天空唱一首歌。我写这部小说，就是想给沉睡的草原赋予新的生命，歌颂草原上的英雄和新时代的灵魂。
我生存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我不能不反映这个时代。我生活在这个阶级的社会里，我不能不描写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中华民族这百年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是多么波澜壮阔，有多少前赴后继的英雄啊！我写《北国风云录》《血映关山》姊妹篇，就是企图用大手笔，描绘出中国北部的风景画。它既是我的故乡辽河套的自然界风景，也是20世纪30年代北部中国政治历史的风景。在《北国风云录》中，我安排了一百多个人物，其中重点创造了四个典型代表，那就是工人梁北盛、农民于国昌、军人沈风，还有一个知识分子是周云。在最初构思这些人物的时候，我曾担心这样的设计会不会偏离“工农兵的文艺方向”。后来我参加了中国作协的一次理事会，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这才下定决心把这部书写出来。
那是1956年，毛主席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要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万事万物都呈现着一派生机。北京的中南海里，绿柳吐丝，湖水扬波。中国作协的一次理事会正在这里召开。明媚的阳光，照耀在紫光阁的玻璃窗子上，格外喜人。
上午9点刚过，周总理从中南海来到了紫光阁。他显得从容不迫，热情地和作协理事们一一握手。他目光炯炯，具有一种大政治家的敏锐和风度，一展眼，就会发现问题：“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们这里却少了女作家。”
周总理对作家的情况非常熟悉，他看到了我，主动地打招呼：“你们那里的草明同志没来吗？”
我说草明同志到鞍山去了，她正在鞍山深入生活。
周总理点头称赞：“深入生活就好，深入生活就会写出好作品。”
我又补充了一句：“草明同志不仅在鞍山深入生活，她还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
周总理愉快地说：“一个作家，又能写出好的作品，又能培养青年作家，那就更好了。”
在1956年的时候，由于我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物质条件也非常丰富，文艺创作也很繁荣。当时的一些作家有较多的稿费和版税，主动提出来不领国家的工资，经济上自给，靠稿费生活。这种措施能不能作为一项政策推广执行，周总理很关心这件事，他认真地向与会的作家们做调查。
在汇报会上，广东的作家韩北屏首先发言，他讲到一次去航海的经历，最近又去一个拖拉机厂生活。他讲到他已经会开拖拉机了，讲得津津有味。
周总理听得很入神，当他听到韩北屏已经会开拖拉机了，做了一个愉快的手势，爽朗地笑出声来。
“好！我们的作家也会开拖拉机。你们那里有没有斯大林80号拖拉机？”
会议已经开得很久，周扬同志姗姗来迟。大家都已经坐好，已经没有空位置了。这时著名的剧作家曹禺同志主动地站起来，为周扬同志让座。周总理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很直率地问着曹禺同志：“你站起来干什么？”
曹禺同志很自然地回答说：“他是领导同志嘛！”
“对领导也不要迷信。”
周总理讲得很坦诚，也很深刻，他要让作家自己去独立思考，解放思想。他接着往下说：“过去，我认为作家很清高。现在看来，并不清高。你们都看过《旅顺口》这部小说吗？”
周总理向大家提出了问题。他的态度严肃而认真，仿佛是在进行一次考试。我是读过《旅顺口》这部小说的，我不大喜欢。但为什么不喜欢，我却说不出什么道理。这时，有位作家提起《旅顺口》曾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金。周总理皱皱眉头，生气地说：“不要以为它曾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金，我们就不敢对它提意见了。《旅顺口》是宣扬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书里的康特拉琴珂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他是沙俄侵略的工具。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中提到欧洲的资本主义伸向了中国，侵略了中国的旅顺口，这就够了。书里描写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好的。我们今天要树立的，是那些在反抗侵略战争中的英雄。”
周总理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看问题很深刻。他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但在原则问题上却寸步不让。他举个例子说：“不久以前，我陪着赫鲁晓夫访问了旅顺口，参观了电岩炮台。赫鲁晓夫提出在这里为康特拉琴珂修建一座纪念碑，我们明确拒绝了他。旅顺口是中国的领土，不能给沙俄侵略者树碑立传。”
那天中午，我们留在了紫光阁和总理共进午餐。我恰巧坐在陈毅副总理身边。他问到了我的经历，我讲了自己从东北流亡到了北平，抗战以后，到了延安，又随着八路军参加过战斗，在平西随着白乙化的十团活动。陈毅副总理热情地鼓励我说：“你应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要写那些重大的题材。你为什么不写呢？”
就是通过这次接见，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启发和鼓励下，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我开始构思两部长篇小说，那就是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和《血映关山》。
下午，我向周总理做汇报。我讲到了自己在辽宁新民县长期深入生活，在经济上，从1952年起，我已经开始自给，不领国家的工资了。周总理认真地问道：“你们辽宁的作家，经济上能够自给的有几位？”
我回答说：“只有草明和我两个人，其余十几位作家，都是靠工资生活。”
周总理说：“你们两个人是少数，看来这个问题还要慎重考虑。”
我讲了自己的思想顾虑：“我们拿版税，成了高薪阶层，也有思想负担。”
周总理爽朗地说：“我们这些人也是高薪阶层嘛，有我们给你做伴嘛！”
我觉得自己太幼稚，不懂得经济学和价值规律，同时，周总理的热情关心也深深感动了我。我又汇报了我想写的下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两个知识分子，是不是符合工农兵的方向。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却可以选择自己革命的前途。马克思和列宁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世界观改变了，成了无产阶级的一员，为无产阶级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我觉得自己在饥渴中饮到了一杯琼浆，脑子清醒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