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回到陕公二十七队宿舍，才知道从北平出来的人是张殊，而不是李素月，使我大失所望。原来，李素月住在北平鼓楼豆角胡同五号，而张殊却找到北平鼓楼豆角胡同十五号，不晓得是张殊记错了，还是我写错了，反正张殊是没有找到李素月。但我想，将来我毕业可要到抗日根据地前方去，那时再找机会帮助李素月从北平出来吧。
有一次，我到延安城的边区文协去找柯仲平同志，恰巧遇见了刘白羽同志。
在北平时期，我们几个朋友编《文学导报》时，经常得到刘白羽同志的支持。抗战以后，我从北平流亡出来，在南京又与他见过面。白羽是一个性格开朗，政治热情很高的同志，尤为关心文学事业。他刚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回来。他对我讲起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谈笑风生，令我羡慕不已。
我问刘白羽：“你到敌后去，上过五台山吗？”
“我上过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八路军对作家可热情了，只要你想看的地方，都让你看。这次我去八路军的总部，朱总司令亲自对我讲了他的战斗经历。”
“这真是难得的机会。”
刘白羽严肃而正经地对我说：“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希望作家和工农兵相结合，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写出能够鼓舞人心的好作品。现在延安文艺工作团已经组织了两批。第一批有我和金肇野，第二批有雷加，第三批报名的有卞之琳、吴伯箫、韩冰野、朱野蕻。如果你愿意去，你就是第三批的团员。”
我报名参加了第三批延安文艺工作团，只带了一些随身用的东西就出发了。
1938年初冬，霜降刚过，第三批延安文艺工作团出发了。一行共是两辆敞篷大汽车。朱总司令和警卫员乘坐第一辆车，我们延安文艺工作团和地方干部乘坐另一辆汽车。当时，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政策，沿路设了十几道关卡，有许多去延安的革命青年被国民党的特务抓走，关进了集中营。所以我们此行也非常小心，在西安七贤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朱总司令住在哪个房间，都很少有人知道。因为就在半年以前，八路军总部的高级参议宣侠父同志外出办事，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杀害了。
清晨，我们又出发了。黎明前下了一场薄雾，笼罩着远处的华山的山峰，岩石峥嵘，残叶飘零，西北风吹着茅草，有一种寒凉之意。我们汽车来到了华阴县，华阴城古老的街道上显得冷冷清清，商铺关了门，一家的屋檐下挂着罗圈幌子，在寒风里摇摇摆摆。一个小贩挑着红薯担子，吆喝了两声，正好停在第一辆汽车跟前。这工夫，从这辆汽车上下来一位警卫员，他背着驳壳枪，穿着灰军大衣，来到担子跟前，买了一根红薯。他把红薯掰成了两半，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送给身边一位憨厚慈祥的半百老同志。
韩冰野同志用手指拉拉我的胳膊，让我注意：“你看，原来这个老同志就是朱德总司令。”
一路上，朱总司令坐在敞篷车的驾驶楼里。他走出了驾驶楼，舒展一下身躯。他那赭红色的厚实的面孔，浓重的眉宇，显得那么健壮朴实。他穿着和战士一样的灰布军大衣，毫无特殊之处，以至于这一路我都没有发现他。这真使我大吃一惊。
中午时分，两辆大汽车到了灵宝车站附近。它的前面就是函谷关，地势险要。它东临绝涧，西据黄土高原，南接秦岭，北向黄河，它是陇海铁路的要冲，关中的门户，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全国都在抗战，它又成了通往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桥梁。
不晓得是什么缘故，汽车开到了灵宝车站前，便停了车，车上的人一律下车步行。
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动作较慢，刚一起步，就落在队伍的后边了。我望望身边的朱总司令，他的身体是那么健壮，挺起胸脯走起路来精神抖擞，满面红光，没有一点疲倦的意思。他一边走着路，一边和警卫员聊天。
过一会儿，前面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伙群众在那里敲锣打鼓，热热闹闹的，惊动了寂静的山村。在人们的呼喊声里，还夹杂着鞭炮声。我感到好奇，问路旁的一位老乡：“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在欢迎朱总司令呢！”他觉得我连这都不知道，口气上有些怪我。
我恍然明白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他随时随地都能得到群众的爱戴。
下午，我们来到太行山下壶关县东沟村。这里四面都是高山峻岭，中间有一溜儿山沟。顺着山坡盖了一趟茅草房子。房墙上刷着白灰粉的大标语：
建立巩固的华北根据地！
实行合理负担！
实行减租减息！
在村口的柿子树底下，有两个儿童团团员拿着红缨枪，在那里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乍到华北抗日根据地，就给人留下了一种新鲜的印象。
十月小阳春，阳光显得很温暖。在宁静的山村里，响着沸腾的歌声：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我听见那雄壮的歌声，觉得热血沸腾，我的感情完全被融化了，兴奋地对韩冰野说：“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
在旧社会，我四处漂泊，到处遇到的都是冷言冷语、压迫和权势，今天看见了八路军，来到了根据地，我才真正体验到革命队伍的温暖。
第二天，我们这个文工团的成员都去了八路军的总部，见了朱总司令。八路军总部的办公室陈设得很简单，墙上挂着军用地图，桌上放着牛皮制的图囊。那工夫，朱总司令刚送走一位包着羊肚子手巾的农村干部，又戴上老花眼镜，接着看刚送来的一份电报。他看完了电报，用四川话和我们打着招呼：“我们一路从延安出发，没有工夫和你们摆龙门阵。”
文工团的团长是吴伯箫，他善于外交，也客气地回答说：“我们知道朱总司令很忙，没有敢打扰。”
朱总司令说：“现在抗战了，我们八路军在山地打游击，处处需要群众配合。动员参军，交纳公粮，抬担架，站岗放哨，送信，哪一样也离不开群众。没有了群众，八路军就不能打胜仗。”
韩冰野插一句说：“在平型关战斗里，八路军还打败了日本的板垣师团。”
“岂止是一个板垣师团。”朱总司令补充韩冰野的话题，又讲下去，“自从我们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打了很多的胜仗。我们的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在阳明堡战斗中，焚毁了敌人的二十四架飞机。贺龙的一二〇师在晋西北作战，粉碎了日本黑田旅团的扫荡，血战四十昼夜，收复了七座县城。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建立了根据地，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出在那里。”他讲了许多，都是鼓舞人心的。
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我们非常照顾，在生活上也很优待。天气刚冷，后勤部就送给我们每人一件羊毛大衣。他们特别关心我们的活动安排，让我们下到陈赓旅下属的七七二团，能够有机会参加战斗。事不凑巧，我们下到七七二团之后，两个多月竟没有遇到过一次战斗。
按照延安文艺工作团计划，是经过晋东南军区、冀南军区、冀中军区、晋察冀军区、平西军区、晋西北军区，然后再返回延安。当时，有一支由朱瑞率领的山东纵队，准备到山东开展工作，要通过平汉路封锁线。我们于是跟着这支队伍，一夜急行军百里，准备过平汉路。可是由于敌情的变化，还是没有过平汉路，而在河南的武安一带停止了前进。这一停顿就是一个多月，毫无消息。在焦急等待的情况下，韩冰野到《太行日报》去做了主编，吴伯箫和卞之琳回了延安，朱野蕻开了小差，只剩下我一个了。有一天，我去武安的山村次镇散步，看见街上有一个绿色的邮筒。我一时心血来潮，心想为什么不趁着空隙时间，给李素月写封信，问问她的情况呢？信邮走后不久，我从邮局的木格子里，果真收了李素月寄来的回信。她的信中说：
晓光：
自你走后，时局变化，我处境艰险，一言难尽。我父母年老体衰，无依无靠，举目无亲。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已与另外一个人结婚。
命运是多么捉弄人哪，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在一分钟以前，我还相信李素月的纯洁、单纯、进步、忠于爱情，可现在我的希望完全落空了。我又伤心，又愤怒，简直无法原谅她。我决定从今天起，便和她一刀两断。我从衣兜里掏出一直精心保存着的她的相片，连同她的回信，撕得粉碎，埋在路旁的沙坑里，头也不回地就往回走。
我走在半路上，觉得浑身发软，两脚无根，脑袋空荡荡的。我想着，思索着，渐渐地寻思明白了，李素月与别人结婚，可能确实出于不得已。一个人的道路只能自己去走，别人是不能代替的。在敌人的统治下面，有多少人被剥夺了幸福哇！中国的抗战不胜利，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幸福。我要提高觉悟，坚定革命下去的信心。即使是剩下我一个人了，也要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继续到华北前线去生活，去战斗。
我又重新回到原来的路旁，扒开沙坑，寻找李素月的照片。但周围的沙坑太多了，我数一数，一共有三四十个。由于刚才太冲动，忘了是哪一个沙坑了，只好作罢。
就在这天晚上，我终于随着山东纵队过了平汉路封锁线，到了冀南军区。
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