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运动”
1942年年底到1943年，在延安发生的“抢救运动”，使我终生难忘。
那天，我随着大家去参加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抢救运动”的动员大会。一进会场，我看见在主席台上贴着“抢救失足者”的大标语，旁边还贴着一幅小标语“无事不可对党言”。标语的内容再加上会场上的气氛，使空气都显得非常沉闷和严肃，仿佛预示着不祥的兆头。
会议一反常态，大家所盼望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没有来，而平时不大受欢迎的康生却来主持大会。交代坦白的对象是已经被关押在延安保卫处的一个青年，名字叫张克勤。他承认自己受国民党的“红旗政策”的蒙蔽，误入歧途，混到延安做了特务。
康生站在主席台上，一副细弱的身体，一张黄瓜皮的脸，一只鹰钩鼻子，两只狡狯的眼睛。他摆布张克勤，就像猫摆弄老鼠那样自如，可以随意掌握猎物的命运。他指着张克勤，对大家说：“大家看看，他就是张克勤，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混到延安来搞破坏。像张克勤这样的披着红旗外衣的特务，还大有人在……”
我听了康生这些耸人听闻的爆炸性的话，觉得神经都要麻木了，浑身发抖。我一向崇拜延安，觉得它是革命的圣地，可现在却成了一团漆黑。会场上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屏住呼吸，静得都没有咳嗽的声音。
康生居高临下，站在主席台上，摊开两手，做着手势，继续讲着：“现在，在失足者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两种前途。一条是死心塌地当特务，顽抗到底，成为人民的敌人。一条是坦白从宽，重新做人，得到共产党的宽大处理。”
为了适应“抢救运动”的需要，领导宣布取消延安“文抗”，把它并到马列学院，成为中央党校三部。我和杨朔被编到第五支部，参加整风。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一天，杨朔告诉我一个机密的消息，说杨家岭中央机关开了一夜的斗争大会，斗争的对象是女大的副校长柯庆施，柯庆施的爱人也投井自杀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很替申蔚担心。申蔚做过女大的组织干事，会不会有什么牵连？我和申蔚刚刚结婚，她的情况怎样？我既思念她，也想把自己现在的处境告诉她，我必须找到她，交交心。
我离开党校三部的窑洞，穿过院心，走到大门口，已经望见延河两岸的沙滩了，再往前走，就可以到杨家岭了。就在这工夫，一个山东大汉站在了我的面前。墩墩的个头儿，铁青的脸，他就是党校三部支部委员靳步。平时，我们是同学，可“抢救运动”一来，仿佛就成了冤家对头。他在大门站岗，大声地叫喊：“你往哪儿去？”
我说：“我去杨家岭。”
靳步拉下了脸，很不客气地对我说：“现在延安到处都戒严，你哪里也不能去！”
我向靳步解释，我找申蔚是谈私人的事情，可靳步却一点也不客气：“谁知道你是私人的事，还是订立攻守同盟。”
我感到对于靳步这种人，实在无理可说。可靳步却是寸步不让，步步紧逼：“你交代你的问题了吗？”
“我交代了。我有自由主义，还有平均主义。”
“够了！谁让你交代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你这是避重就轻！”
我赌气离开了靳步，转身回来了。正好这时全院召开坦白大会，全院的职工和同学都集中到大礼堂，空气变得非常紧张。党校三部郭主任坐在主席台上，态度严肃，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张副主任是苏联的留学生，一个爱搞教条的理论家，他正和靳步在墙角里嘀咕着什么。坦白大会从一开始就进入紧张的状态。会场上有的积极分子，专门揭发别人的问题，也有在会上坦白自己的问题的。会议进行不久，便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个积极分子，又被别人揭发出有问题，变成了坦白分子。党校三部历史系共有十五名同学，经过大会揭发，有八名同学都有问题。被揭发的人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这真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正在这工夫，靳步陪着张副主任走到我的面前，冷冷地对我说：“你不想交代自己的问题吗？”
我很吃惊，也很失望，心里还抱着一线希望。
“张副主任，你看过我的历史材料吗？”
张副主任冷笑了一下，他是那么武断、自信、斩钉截铁地说：“对东北人，根本不用看什么历史材料，存在决定意识。你的家在伪满洲国，日本的宪兵特务统治得那么严，你还回过东北，能让你漏网吗？”
靳步看我交代不出来，进一步启发动员我说：“难道你的社会关系中就没有可疑的人吗？你再好好想一想，过去认为没有问题的，经过重新分析，可能就是‘红旗政策’的人物。”
我挖空心思，一个又一个地分析我的社会关系：那些参加过义勇军的东大同学，那些左联的朋友……最后，我想到了那个第三国际的神秘人物孙快农，迟疑地说了出来。
张副主任用理论家的口吻下了结论：“孙快农就是百分之百的‘红旗政策’。”
延安的“抢救运动”进入了高潮，连申蔚也被审查了。由于河南党被认为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的党，所以她也受到了牵连。这时，党校一部和三部准备联合召开一次坦白大会，靳步通知我说：“你在大会上，是第二个坦白对象。”
那天晚上，我听见党校三部操场上吹响了牛角号子，准备集合开会。我预感到灾难已经来临，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心里没心拉肝的。队伍出了大门，经过延河两岸的沙滩，望着延河对岸的杨家岭的依稀的灯光，我的心头不禁激起了浪花：“申蔚要是知道了我在大会上坦白，该有多么难受，那就什么都完了，前途不堪设想……”
我们赶到党校一部的时候，坦白大会已经开始了，并且已经进入了高潮。大会在露天广场上召开，人山人海，主席台上挂着汽灯，灯光四射。可以望见主席台上的领导同志，有童颜鹤发的边区主席林伯渠同志，党校副校长彭真同志，党校三部主任郭述申同志。张副主任也来了，他坐在主席台上最末的一张凳子上，瞪着一副蛤蟆眼睛，仿佛在搜索着目标。
现在上台坦白的，是党校一部的一个同学古少唐。他是河南省委的组织部部长，河南省委在他的领导下，发展了一批党员。由于他被捕，有的党员失掉了关系，有的成了叛徒。有人怀疑他在搞“红旗政策”，“抢救运动”一来，他成了众矢之的。
“古少唐，你要老实交代怎样成了叛徒！”
“古少唐，你要老实交代怎样发展‘红旗党员’的！”
“古少唐，你要老实交代和国民党特务的关系！”
千百支利箭射到了古少唐的身上，他有些招架不住了，张皇失措地进行挣扎。
台下有人举起拳头喊：“古少唐，不要耍死狗！”
古少唐发出嘶哑的声音：“我不是叛徒……”
会场上，又有人揭发说：“古少唐，你在开封的时候，就和国民党有过来往，又和咱们的危大姐接头，搞两面派。”
危拱之大姐是河南省有威望的老党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身经百战，几度负伤。她身材不高，但意志却非常坚决。当点到她的名字时，竟引起了整个会场的轰动，群众喊着口号。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忽然台下有人给彭真同志递上了一个字条，彭真同志看了看，露出严峻的表情。
我看到彭真同志接过字条，心里暗自嘀咕：完了，下一个该轮到我坦白交代了，我该做牺牲品了。如果我像白乙化同志那样，牺牲在长城的鹿皮关下，我是心甘情愿的。可现在这样糊里糊涂的，我想不通。我正这么想着，彭真同志站了起来，用一种缓和的口气，郑重地宣布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今天的坦白大会，就开到这里。下一步怎样进行，等着中央的部署。现在休会。”
我回到了党校三部，闷闷不乐地躺在床上，想起方才的坦白大会，真是惊心动魄、浑身发抖。我不知道是怎样走回来的，躺在床上和衣而卧，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约莫过了夜半三更，靳步走进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大个子。大个子带着匣枪，长着狡狯的三角眼，还不住地对着靳步挤眉弄眼。我随着他们走到了延河边的沙滩时，听到后面的枪响了，我意识到我被打中了，我终于做了“红旗政策”的牺牲品了。恍惚中，我仿佛经过了杨家岭的中央妇委的窑洞，过了宝塔山，过了延河，穿过内蒙古大草原，悠悠荡荡地飞到了一片密密匝匝的柳树毛子里。这里不是家乡的辽河套吗，白乙化领着义勇军在这里打日本鬼子呢！我离开家乡多少年了，它还是这么破烂不堪吗？村公所的大门上还挂着一面太阳旗，家乡还没有解放，我回来干什么？
我一着急，从梦里醒来，睁开眼睛一看，太阳已经出来了，窑洞里一片红光。杨朔正在窑洞里纺毛线，他高兴地对我说：“你快起来吧。一会儿，支部要传达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