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冀中生活
1939年夏天，我从冀南军区来到冀中军区。比较起来，这里更显得富裕些。盛产小麦和棉花，白洋淀里还有鱼虾。人民的觉悟高，群众运动开展得也轰轰烈烈。这里虽然也有游击区，但战事相对地比较稳定。不久以前，敌人决口了子牙河堤，使冀中成了一片汪洋，大水淹没了村庄和庄稼。相对来说，这也使敌人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受到了限制，正好，八路军的一二〇师从山西转到了冀中，这使得敌人更不敢轻易出来“扫荡”。
我到冀中军区体验生活，碰到了不少的熟人和朋友。军区的卫生部部长张庆泰，是我东大的老同学；冀中东北救亡总会的负责人顾少雄，是我在新民文会中学的同学；还有我的知心朋友和战友路一。回想我和路一的上一次相聚，真是难忘：我们两人吃一斤大饼，两棵大葱，一边喝着白开水，一边商量着办《文学导报》的事情。我们虽然都很穷，却是那么兴高采烈……一切都历历在目。路一现在在冀中也在办报纸，他为了纪念那一段历史，给报纸起名字叫《冀中导报》。
我问路一：“你来冀中工作，一开始就办报纸吗？”
路一说：“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失陷，国民党的军队四处溃败，真是兵败如山倒。冀中人民为了抗日，拉起了一股股的游击队，真是司令多如牛毛。”
“这么说，你也做过牛毛司令？”
“我只做了两个月的牛毛司令。后来，在党的领导下，有了真正的冀中司令吕正操，打了几个胜仗，冀中根据地才开始巩固起来，我才开始办根据地的报纸。”
一天晚上，冀中军区召开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吕正操司令员和冀中区的党委书记黄敬同志做了动员报告。会前，路一把我介绍给冀中的两位领导，并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吕正操同志虽然地位很高，但态度却很直爽朴素，平易近人，说一口的东北话。他问我是怎样从延安来的。我告诉他，我从延安出来，是搭着朱总司令的大汽车，后来闯过了平汉路，以后就是徒步行军。
路一补充说：“他光徒步行军，就已经走了几千里了。”
吕正操司令慷慨地对我说：“你没有马骑，给你解决。还有什么困难，一起给你解决！”
我和吕司令谈话的工夫，路一领着一位领导来到我的跟前。他长得洒脱大方、聪明伶俐，我感觉在北平的什么地方好像见过他。我想来想去，他大概就是黄敬同志。
他果然就是黄敬。他先开了口：“我们好像在北平清华园见过面。”“是的。我参加了清华的左联，我还在《清华周刊》上写过文章。”“你常去清华找蒋南翔吧。现在开会，会后我们谈一谈。”
会后，我们进行了一次热烈的谈话。
在冀中生活的期间，我和路一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我们谈到在北平左联时期的老朋友，回忆起大家过着的艰苦的生活，以及和张露薇的斗争，都那么难忘。《文学导报》改组以后，每期的稿子路一都拿给周小舟同志审看，周小舟同志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宣传部部长。我们还谈到了孙快农这个神秘的人物。
我问路一：“抗战以后，你又见过孙快农吗？”
路一面带微笑，兴致勃勃地对我说：“1938年春天，我们冀中民兵站岗放哨时，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就把他抓起来了。不想这个人就是孙快农。孙快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忽然从《冀中导报》上发现了我的名字，于是找到了我，才露出了身份。他说，他是第三国际的人。后来组织上把他护送到延安，接上了第三国际的关系，使事情圆满地解决。从那以后，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我想，等抗战胜利了，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1939年秋天，我随着八路军一二〇师从冀中根据地转移到晋察冀边区。在行军的过程中，我访问了一二〇师的几位首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贺龙师长是个夏伯阳式的英雄。虽然半生戎马，却仍然保持着南昌起义时的那种英雄气概，似乎他只要敲敲烟斗，敌人就是躲在碉堡里也会发抖。而关向应政委则是个老练的布尔什维克的化身。他聪颖从容、豁达大度，有着知识分子优秀的品格。至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是个到苏联留过学的军人，他性格开朗，活泼幽默，等熟了以后，他常常跟你开个玩笑：“我是个大老粗，对你这位文化人，有点不见经传……”
我提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1938年春天，我曾经在晋西北的动委会工作过，给一二〇师做过参军动员。
贺龙师长快人快语：“去年晋西北那次反扫荡，多亏了晋西北老百姓的帮助。参军、送军鞋、抬担架，帮助一二〇师的两个主力团，打败了日本的黑田旅团长，收复了七座县城。真可惜，没有剃光头，还剩下长城外的朔县那个钉子。”
贺龙师长讲到这个地方，兴奋不已，从嘴巴里拔出了烟斗，敲了敲，好像非要使劲拔掉那颗钉子不可。
这工夫，关向应问我说：“你在晋西北动委会工作，认识南汉宸同志吗？”
我说：“南汉宸同志是我们动委会的主任，还到我们郭家沟去检查过工作。”
关向应政委提到一二〇师在冀中的收获，补充了兵源，扩大了队伍。
贺龙师长连连点头，倍加赞美：“吕正操这位同志就是顾全大局。”
正说话的工夫，一个参谋部的干部来报告敌情。贺龙师长又快活地敲了敲烟斗，用胳膊围成一个弧形，满有信心地说：“真是冤家路窄，不是冤家不对头。既然来了，那就把他装进口袋吧！”
显然，部队正在酝酿一个大的战斗。这就是后来很著名的黄土岭战役。
我来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才知道政治部已经转移了，部长和科长都上了前线，宣传干事抬着油印机，正在坚壁清野，预备部队正在爬山。战斗开始了，从前沿下来的战士已经背着缴获来的三八步枪和日本的牛皮背包了。我向上走到黄土岭的半山腰时，恰巧碰到了冀中火线剧社的胡零同志。他是一个剧作家，为了写剧本，也来参加战斗。他长着枣红的脸，性格爽朗，心直口快，刚见面，就告诉我许多胜利的消息。
原来，晋察冀的部队首先攻占了在雁宿崖的日本千村大队的炮兵阵地，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仗，缴获了两门大炮和三支歪把子机枪。这使得日本第二混成旅团长阿部规秀恼羞成怒，他从涞源出动，又会合在插箭岭的一千五百多日本兵，直奔黄土岭来。他们走进岭东的峡谷中，被我们八路军包围了。一团卡住了敌人的脖子，二十五团堵住了敌人的退路，三支队控制去涞源的要道，还有冀中军区的队伍相助，一二〇师的特务团也赶来了。就这样，阿部规秀掉进了我们部队合围的大口袋。
这时节，正是阴历九月梢，山上的海棠结了果，枫叶像血染似的通红一片，猪王草开始发黄了，树上没有了蝉鸣。山谷里不断传来机枪射击的嗒嗒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冲锋号声，掺杂着人喊马叫，像开了锅似的。
我和胡零待在黄土岭半山腰的指挥部里。这时，电话铃不断地响着，里面不断地传出了攻击的命令。一位参谋长用望远镜观察着阵地上的敌情变化，忍不住大声叫好！
“太好了！这一炮打得真好，又有五六个日本鬼子撂倒了。”
胡零出于好奇，也由于观察敌情的需要，从参谋长那里借来了望远镜兴致勃勃地看着。吹过冲锋号之后，一排排子弹向敌人的阵地横扫过去，手榴弹打得敌人乱窜乱蹦，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处躲藏，真是痛快极了。正在这时候，上庄的山头上出现了飞机，胡零只好把望远镜还给了参谋长，他和我到山沟里去躲飞机。
我对胡零说：“敌人的飞机真是太讨厌了。”
胡零说：“昨天，在上庄的山头也来了敌人飞机，还掉下降落伞，不晓得是在搞什么名堂。”
几天以后，黄土岭战役结束了。
战役结束后，我和胡零同志去观察战场。我们从黄土岭走到上庄，一路上见到我军缴获的胜利品都已经拿走，山谷里扔下大批日军的死尸。胡零同志悄悄地告诉我说，借给他望远镜的那个旅参谋长，在观察敌人时被射中牺牲了。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的几家报纸也报道了阿部规秀旅团长死亡的消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尽管用了一些赞美之词，也掩盖不了日本法西斯血腥残暴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