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山子风光
1958年秋天，我带着全家搬到辽宁省新民县兴隆公社去住，准备长期在此深入生活。这里不仅是我的故乡，也是我体验生活的基地。那年我下去时，还兼职新民县委的副书记，申蔚兼职新民县的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我一面在基层生活，一面搞创作，还参加了一块农业试验田的劳动。
有一天，兴隆公社的副社长王恩成同志和我唠嗑，他指着西边的一座小山对我说：“马书记，你看那里就是我的家长山子，你不去看看吗？”
长山子是在新民县境内仅有的一座小山，就像一朵花骨朵挺立在平坦的辽河岸边。过去我听老人说过，长山子有三害，这就是穷山、恶水、刁民。在日伪统治时期，山的北头修筑有日本兵的哨所，行人一旦误入这个地方，往往就没了命。现在它变成怎样了呢？我怀着一种好奇心，登上了长山子。
我到了长山子，才真正领略了长山子的风光。王恩成一边领我在山上走，一边向我介绍长山子的历史。长山子处在东北要冲的沈山线铁路边，离沈阳不足百里，是沈阳的门户又扼通向关内的要道之地，所以历来为兵家所必争。明代就有个高总兵在这里镇守一方。高总兵死后，他的坟就埋在山上。王恩成的先人，曾在高总兵手下当差，当过坟奴。日俄战争期间，沙俄的哥萨克骑兵曾在这里驻过营，挖过战壕。张作霖时期的郭军反奉时，张学良也曾在山上设立指挥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七十一军曾经在山上设立了炮兵阵地，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战争和灾荒，使这里的老百姓四处避难，苦不堪言。
我们走到一棵大橡树下，王恩成看着山头仅有的几棵孤零的野杏树，杂丛的野草，眼圈发红了，难过地说：“现在剩下了穷山恶水，老百姓的生活也太苦了。”
我说：“正因为群众过去吃了苦，所以现在才应该让他们过得好一些。应该把秃山绿化起来，栽上苹果树。”
王恩成听了我的话，受到了鼓励，眼睛闪着光，激动地说：“我早就想绿化荒山了，可是到哪里去找果树栽子呢？”
为了帮助他们，我想起了我的一个东大的老同学郑洪轩，他当时是沈阳农业科学院的院长。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从他那里引进了三千多棵苹果树苗。接着，我和社员一起到山上去挖苹果树坑。当我挖到第九个坑时，铁锹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挖不动了。
一个社员猜测说：“一定是碰到了石头了。”
还有一个社员开玩笑说：“也许挖出宝贝来了。”
王恩成放下铁锹，从坑里捡出一块石头碎片，惊奇地说：“这石头上还有字呢？”
村里一个年纪最大，阅历最深的老汉说了话：“这不是高总兵的石碑吗？”
这个老汉说得果然不差，从破碎的石头上，还能辨认出“高总兵之墓”的字样。由于年代久远和水土的腐蚀，碑文的字迹已经十分模糊了。
这是我头一次在长山子参加劳动，不料却发现了高总兵的石碑。我的创作也意外地获得了一个素材。我正在构思的一部反映北方人民抗日斗争历史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之一的地主王志兴，他的爷爷家就住在长山子村，外号叫“王大棒子”。小说的开篇有了眉目，我在创作上也找到了一把钥匙。这部小说，就是我后来写的《北国风云录》和《血映关山》这姊妹篇。
王恩成为了改变长山子的面貌，自己请求回到长山子，担任了大队支书。我也来到了长山子村，住到王恩成的家里，在这里长期深入生活。
我和王恩成对长山子村的发展做了长远的规划。像栽种果树、葡萄，引进更好的猪种、鸡种，盖小学校，修桥，等等，一样样地实现着。我们为了培养学习农业科技的人才，还特意从羊草沟动员来了一批知识青年。这些青年都愿意在长山子建设新农村，为了表示决心，一些青年还特意改了名字。如一个女青年就改名叫张爱农，有一个青年改名叫孙立山，有一个男青年改名叫董速杰。短短几个月工夫，董速杰就学会了剪枝和打药，后来成了新民县的劳动模范。
那几年，我在长山子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每次下乡，我都要到第五生产队劳动。我还记得去铲地时的情形。天还蒙蒙亮时，就起了身。到了河滩地，先笼起篝火，手烤暖了，天放亮了，社员拉开了一长趟，同时甩开了锄头，锄掉了荒草，露出了玉米苗，一顺水儿绿油油的，十分稀罕人。
乡村的清晨，三道眉鸟在树趟里唱着歌，辽河里的木船扯着白帆漂过，太阳刚冒嘴，天空露出一片鱼鳞红，真叫人看不够。这里的空气多么清新，鸟语花香，使人精神舒畅。王恩成颇有感触地说：“过去有些人看不起咱这长山子，说这里是穷山恶水刁民。你们看看这大桥底下的河滩地，真是甩手无边，能打多少粮食呀！”
社员们七嘴八舌，对改造长山子的规划又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如什么把河滩地开成方田啦，把村东西两头的水坑改成稻田啦，挖一条排水沟的排涝工程啦，等等。大家热情很高，我也很高兴，但我的心里却隐隐地有些顾虑。
我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自从1962年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突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到处都在突出政治，农村也经常开会搞学习，而在长山子村，这样的政治学习会却开得不多，甚至有些抵制。这使我略微有些担心，会不会有人在这方面做文章。同时，文艺界又正是多事之秋。1962年的大连农村题材小说会议被批判了，我又是会议的参加者之一。1963年文艺界又传达学习中央的两个批示，说许多协会已经滑到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于是弄得人人检查，个个过关，折腾了半年多。在这场运动学习后，我又来到了长山子村。
那天，我从班家河小站下了火车，这里已经建成了一条通向长山子的乡路，路边还栽上了一排排新绿的柳树。长山子村新开的稻田地里，渠埂修得整整齐齐，秧苗嫩绿挺直，一架抽水机正在向顺水沟里放着清水，这是一片多么美好喜人的风光啊！
我还没有走进村子，王恩成已经从半路迎了上来。他高兴地向我介绍了长山子的生产情况：苹果已经剪了枝，葡萄搭上了架，玉米和高粱长势极好，加工厂安装了新的机器，小学校的窗户上了玻璃……他问：“我们还该再抓什么？”
是的，再抓什么呢？我既为长山子已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又有些茫然。那时候，全国都在大抓阶级斗争，而我在长山子却是在抓生产建设，我已预感到一场政治上的暴风雨就要来临。我记得就在前几天的一次省委会上，一位省委书记郑重其事地说：咱们省有一位作家，住在辽河边上，他走的是肖洛霍夫的道路。这句话无疑说的是我，使我感到了压力。但王恩成却并不了解这些，他也不十分了解文艺界的情况，他十分不解地问我：“我们好不容易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现在农村形势这么好，为什么报纸上天天批评邓拓？”
我说：“我和邓拓还有关系。我在张家口的时候，我们都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他是社长，我是文艺版的主编。”
王恩成不以为意地说：“你们是工作关系嘛！”
“运动一来，如果有人不这么看，就麻烦了。”
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像霹雳似的降临了。
我回到了省作协。一夜工夫，省作协的地下室里贴满了大字报，许多是对我来的。有的揭露我和邓拓的“罪行”；有的说我和汉奸文人张露薇如何狼狈为奸；有的称我为“夺权老手”；有的说我历来是保护牛鬼蛇神的“大红伞”；有的说我过去写的作品都是些“毒草”……那些大字报全都充满了血腥气味，每一张大字报都能置我于死地。我被强迫写那些“检查”和“交代”稿，还不时地被拉出去批斗。大街上的游行队伍喊着口号，刺耳的高音喇叭惊天动地。我感到自己太孤独了，太绝望了。在这种形势下，有多少次我问过自己：我还能够再这样活下去吗？我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找到安慰，找到希望，我想和申蔚谈谈，她却随着机关干部去长山子村参加秋收劳动去了。
就在我十分绝望的时候，申蔚从长山子参加劳动回来了。她告诉我说，机关这次组织干部去长山子劳动，本意是去搜集我的材料，不料却受到了长山子群众的坚决抵制，碰了钉子。长山子的群众说：“你们要问马书记在长山子的工作成绩，十条二十条也能数上来。要问黑材料，一条也没有。”申蔚还对我说，她在干活的时候，王恩成私下对她讲，让转告我，让我放心。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长山子群众没有给我贴过一张大字报。万一机关罢了我的官，长山子欢迎我回去，再帮助他们治山治水……
王恩成的话使我深深地受了感动，长山子的群众对我是多么信任和支持呀！群众的力量是多么巨大。我不禁想起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我交了一些真心实意的农民朋友，他们在关键的时刻能够讲真话，说真理，是他们给了我莫大的支持，鼓舞了我生活下去的勇气。
1968年，我和申蔚随机关到辽宁盘锦五七干校劳动，接受批判。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被批判的干部开始陆续地被“解放”出来。在作协机关，申蔚是第一个被“解放”的干部，后来，我的问题也弄清楚了，包括那个历史上一直悬着的孙快农的身份问题。省委组织部的老张把写出的最终结论给我看了：孙快农不是什么“红旗政策”，他是第三国际的成员。抗战期间，他在天津从事地下党的活动，被日本水上警察逮捕，押送到北平南苑日本军事法庭审判，同年英勇就义，成为烈士。
我虽然被“解放”了，但运动并没有过去。我刚刚放下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却又被迫开始了更艰涩的五七道路的跋涉。1969年，我与申蔚被分配到遥远的昭乌达盟（今赤峰市）的深山老林里去插队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