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水悠悠情曲化作梦
一生当中，我最怀念的地方就是延安。在延安，我最怀念的亲人，就是申蔚。
我和申蔚本是萍水相逢，她生在河南，我生在东北，一条红线把我俩都牵到了延安，牵动这条红线的就是我的朋友曾克同志。当时，我和曾克都在延安蓝家坪的“文抗”工作，而申蔚是曾克在开封北仓女中的同学，于是由曾克介绍，我们就认识了。
我和申蔚认识不久，就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我虽然是会议的代表，但还是忍不住在会议的间隙时间，跑到申蔚工作的中央妇委去看望她。申蔚知道我来开会，很兴奋和惊奇：“我听说延安的文艺界正在开会。”
我说：“今天是作家的个人发言。”
申蔚催促我：“你快回去吧，听听别的作家的发言，也会有精彩的东西的。”
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位同志批评我这次到中央妇委去找申蔚，是犯了自由主义。申蔚也很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没有徇私情，她认为我不仅是自由主义，还有爱情至上主义。
我坦白地承认，我有爱情至上主义，但很难克服它。
我和申蔚都很喜欢延河。晚饭以后，我经常约她出来到河边散步。我们从杨家岭的妇委宿舍出来，经过毛主席住的那排窑洞，出了沟口，到了延河边。黄昏以后，晚霞从蓝家坪的山头退去，山谷里的驼铃叮当地响着，从三边来的老客正准备打尖歇脚，只有永不疲倦的延河在潺潺地流着。
在蓝家坪对面的河边，有一块青色的卧牛石，不知哪年发大水，从山沟里冲下来的，这里成了我们幽会的好地方。我俩坐在卧牛石上，听着流水的声音，说着知心话，迎着神秘的夜幕，感到非常幸福。
夜深了，人静了，蓝家坪的虎头峁山上下了雾，仿佛给山蒙上了一层轻纱。远处杨家岭的窑洞闪出点点的星火，在夜雾里流动。
申蔚靠着我的肩膀，轻声地说：“毛主席又在写文章了。《论持久战》就是在窑洞里写出来的。”
我说：“毛主席给黑暗的中国指出光明的前途。”
申蔚回忆她幼年丧父，孤女寡母过着清贫的生活。河南连年天灾人祸，水旱蝗汤，民不聊生。还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她就参加了民先，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游行，示威，请愿，还在河南战教团做过女生队长，后来到了延安。我的流亡生活更是悲惨，失学，失业，失恋，饥饿，受压迫，蹲拘留所，什么滋味都尝过。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有多少共同的语言，延安是我们的必然归宿。
在延安的那些幸福的日子里，我常常和申蔚会面。特别是礼拜天，会面成了我们神圣的义务。
1942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离开蓝家坪，绕过小砭沟，跨上羊肠小道，准备到杨家岭去和申蔚会面。刚走到延河渡口，忽然发现延河涨了大水。因为上游下了大雨，山洪暴发，波涛汹涌，河面辽阔，把蓝家坪和杨家岭分在两半，已经断了行人。这种严峻局面的出现，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再返回蓝家坪吧，自己又很不甘心。迎着波涛过河，又担着生命的危险。我又一想，过去自己随八路军在华北打游击，不也遇到过许多的危险吗？我下了决心，脱掉了衣服，用左手举着，只用右手划着水，顺着延河的激流，向下游浮去。当游过蓝家坪前面的河心，我望见我俩常常在那里幽会的卧牛石。河水浩荡，已经把它吞没了半截。河水凶猛，激起层层的浪花，卧牛石的脚下，形成了圆圈形的漩涡，漂浮着谷草和树叶。人要是卷到了漩涡里，也会丧失了生命。我浮到漩涡的跟前时，觉得有些恐怖，用右手拼命地划呀！使足了全身的力气，才脱离了卧牛石的漩涡，到了杨家岭的对岸，我才松了一口气。
对于我的这次冒险行动，申蔚是又生气，又欣赏，又很惊讶，她问：“这么大的水，你怎么过来了？”
我不提洪水怎样危险，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一下决心，就浮过来了。”
申蔚对我的态度真正地不满意了，她噘着嘴，直率地说：“你知道吗，妇委的一个同志对我说，申蔚呀，你交的这个朋友，我看有些冒里冒失！”
我看她真生气了，才认了错：“我的老毛病又犯了。”
“有毛病就得改一改嘛！”
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很苦，有的女同志吃不了苦，找对象就走了首长路线。申蔚自尊心很强，偏偏看上了我这个穷光蛋。在延安时，我只有从华北根据地带回来的一件日本军大衣，一件日本军用毛毯，一顶钢盔，一支钢笔，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了。我和申蔚结婚的时候，就是把钢盔当锅使用，煮延安的枣子吃，生活也觉得很甜蜜。后来，康生掀起了“抢救运动”的狂潮，它比洪水还要凶猛。隔着延河，我和申蔚有两年没有见面。运动到了高潮时，有人逼迫我交代“特务”问题，消息传到了中央妇委，妇委的一个女同志劝告申蔚和我划清界限，另外再找对象。申蔚痛苦万分，夜里睡不好觉，她几次呼唤我的名字。那位妇委同志很不理解申蔚的感情，非常惋惜地说：“申蔚，你图希马加个什么！”
如果说，人类社会有着高尚的感情，那么当时的延安就的确存在着高尚的友情和爱情。
抗战胜利以后，申蔚本来是有机会回到河南，早日与她的久别的母亲团聚的，但她却同我奔赴了险象丛生的东北。在穿越科尔沁旗草原时，我们遭受到叛变的蒙古队的袭击；在佳木斯的群众大会上，又遇到敌人打黑枪，一次次地经历了危险。到沈阳以后，她从行政工作调到作协搞创作，与我一起到农村深入生活。在辽南的苹果园里，在新民的辽河岸边，处处留下了我俩的足迹。我的中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凝聚着她的心血、汗水和智慧。她在我的创作上花费的时间太多，而留给自己的创作时间又太少。她只写了中篇小说《青春的脚步》和短篇小说集《雨后彩虹》，还有一些散文。除了为了伟大的目标，忘我地劳动和无私地奉献，还能图希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都被打成“走资派”，被下放到内蒙古昭乌达盟的深山老林。天寒地冷，有病也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申蔚积劳成疾。十多年来，一直被病魔纠缠着。先是肾功能不全，后来变成尿毒症。1993年秋天，转到沈空部队的一家医院，腹部做了透析手术，安上胶皮管子，经过半年的精心治疗，病情有了好转。到了1994年春天以后，出现了肺部感染，长期发着高烧，医院里的抗菌素几乎用遍，产生了抗药性。到了夏天时，医院的刘主任提出新的治疗方案，服用进口的美西林。因为医院里没有药，需要我们自己去购买。申蔚心情很沉重，悲观地对我说：“我看，尿毒症是一种绝症，许多人进了医院，到头来都是人财两空。咱家只有那么一点点储蓄，还是留下干正经的事，把你的没出全的文集出版吧。”
我告诉申蔚，孩子们都同意把储蓄款用来购买美西林，其他不得动用。后来，用美西林治疗了五个疗程，病势减轻，体温下降到三十六摄氏度，经过医生许可，同意申蔚暂时回家做透析。
自从申蔚有病住院以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这个家呀，它坐落在沈阳新乐遗址的南边，面对着辽宁大厦，遥望着北陵公园。新开河从窗前流过，楼外是一片绿油油的小树林，掩盖着我那间小小的绿野书屋。这里环境优美，空气新鲜，我在这里写完了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度过幸福的金婚时光，我们珍藏的每一张生活照片，都成为历史的记录。
我打开相片簿子，温习过去的生活。卷首是我和申蔚在佳木斯的合影。那一年申蔚才二十七岁，显得分外年轻。她当时在市委办公室当主任秘书，穿了一件翻领制服，圆润的脸，灵活而聪明的杏仁眼睛，飘飘然有一种风采，真漂亮极了。申蔚看了自己的照片，也觉得惊异了。
“我有这样漂亮吗？！”
“你还有一张更漂亮的照片，那是在张家口拍的。可惜你因为一点小事发了脾气，把它撕坏了。”
“不要谈了。我们还有一张在延安的最好的照片。”
我们谈到了延安，展开了丰富的精神世界：宝塔山、杨家岭、凤凰山、清凉山、蓝家坪、小砭沟、桃林、枣园、延河水，我俩幽会过的卧牛石，每一处都使我俩深深怀念。
我俩还想看金婚照片的时候，三个儿子进屋来了，好心地劝告说：“妈妈刚回家，不要太兴奋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回家的那天晚上，我们睡得很安宁，屋子很温馨。过了半夜，外面刮起了风。室外的葡萄树的叶子抖动着，楼根底下的蛐蛐叫着，有点荒凉。就在那工夫，我听见申蔚的被角动了动，声音很轻，我问：“你醒了吗？”
“我醒了。”
“你想什么呢？”
“我想，你的文集应该出版，哪怕是自己买书号。”
“你别说了，你的健康就是全家的幸福。”
申蔚再没有说下去，态度很温存，又很忠实，像小孩子淘气似的对我说：“你再来亲亲我。”
我亲了亲她。在这幸福的时刻，我们都记起了过去的岁月，记得我们是怎样走过那些不平凡的战斗路程。一直鼓舞我们的，就是延安精神。
申蔚喃喃地说道：“我多想看看在延河边的那块卧牛石呀！”
由于申蔚的病情还不稳定，在家里住了三天，就又返回了医院。虽然多次用了美西林，也没有控制住发烧、吐痰、说胡话，情况使人担心。我们家里的电话这时又打不通，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医院和家里联系都很困难，真是困难万分。我想说服儿子们，让我留在医院里继续护理，但儿子们不同意。他们担心我长年累月地住医院，拖垮了身体。我回到家里，也很不安心。到了9月22日凌晨，孩子派来汽车接我去医院。我打听司机，司机也不大清楚。一路上，我左思右想：申蔚的病情好转了吗？又要买美西林了吗？到了医院，我气喘喘地爬上医院的楼梯，直奔熟悉的214病房，心里直发跳。今天，病房里非常地安静。灯光暗淡，被单上发出苦药的气味。医生和护士都已不在屋子里了，只有我的小儿子伏在床头，脸色惨白，痛苦地哽咽着。申蔚还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仰着脸，停止了呼吸，永远地闭上了她那聪明灵活的杏仁眼睛。看到这情形，我的心都凉透了。“申蔚！申蔚！”
我喊了一声，两声。此刻尽管我有千言万语，她已经不能回答我了。
延水悠悠情曲化作梦，
宝塔苍苍爱侣竟永别。
完稿于199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