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国破山河在
1932年的7月，我从北平经天津坐船到营口，上岸后又坐火车，经沟帮子转道回到了家乡。
这次回东北，为了旅途的安全，我做了一些准备。我化装成一个印刷工人，不携带任何可疑的东西。我所以这么走，是因为日本人在山海关检查得很严，只好躲过山海关。
我从天津坐英国轮船北铭号到达营口，想不到在营口的海关也要检查。有一位学生模样的青年，因为用《大公报》包了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被当作反满抗日嫌疑犯，当场被捕。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营口。市井并不繁华，殖民地色彩非常强烈，什么日本国际观光局，什么鸦片零卖所，什么大同旅馆，等等。住旅馆也要查铺。听说前天义勇军在大洼打了一仗，那个义勇军的头头是从北平来的学生，营口市一直在戒严。我想起了王钟园，暗暗地替他高兴。
我回到了家乡，对祖国的山河非常留恋和亲近。火车过了柳河沟，我已经望见了新民文会中学的教室的青楼。我不禁想起当年参加支援五卅游行示威的情景，旧日的同学已杳无消息。火车过了巨流河古城，遥望着北边的辽滨塔，南边的巨流河大桥，勾起我多少的回忆呀。
我进了村子，望见大门口挂着的阴阳鱼的药幌子、庄稼院的草房、方格的药架子和锡器的蜡台，就觉得十分亲切。药架子的两边贴着我离开家时的那副对联：“药采天台随手放，半积阴功半养身。”爸爸是个老行手了，可生意却并不好。他戴的那顶台湾草帽已经用了十几年光景，省吃俭用，过日子一定很艰难。妈妈穿着靛青色的大襟布褂，卷盘头簪，头发半蓬松，显得没心落肠的样子。她猛然看见我回来了，又是高兴，又是难过，替我担惊受怕，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我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盼回来了。这样兵荒马乱的年头，你回来就是祖宗万幸。”
爸爸也非常高兴，点着火柴，抽着小燕牌的香烟。他讲起日本兵占领沈阳以后，由于我杳无音信，几次给我算命摇卦。算命先生说，我是正月十八日生的人，命里占三奇，男占三八骑大马。金生水。到了夏天，子孙爻动，过了这一坎儿，就不怕了。
我在家里是老大，还有二弟永太，三弟永谦，胞妹白珩。他们都在学校读书。他们看见我回家，都非常亲热，围前围后，问长问短。问我在北平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问营口的日本人检查严不严，路上是否遇到了胡子。他们都天真烂漫，幼稚可爱，却不大理解这块土地已经变了颜色。我和弟妹亲热地唠着，却忽略了久别的妻子徐秀兰。我俩是家庭包办的封建婚姻，她比我大五岁，既不般配又没有共同语言。我回不回家，好像对她也无所谓似的。我真后悔，不该回家了。
晚上，我有意留下永太在身边陪我唠嗑。谈乡下的几门亲戚，谈新民文会中学，一直到了深夜。妈妈觉得不放心，从里屋走过来，责备永太说：“好不容易把你哥哥盼回来了，你一点也不懂事。”
正说话的工夫，忽然听到大街上吵吵嚷嚷的，狗汪汪地叫着，枪也响了。过了一会儿，我的六叔从家里跑来，给我通风报信。说是村西二里地的景家屯进来了胡子，正在抓人绑票，说不定胡子会到弓匠堡子来。他一边让永太快拿枪到更房子去打更，一边让我离开家，躲到他家的碾坊。那碾坊的大梁上搭着篷子，可以躲藏人。六叔对我说：“你先在这儿躲一夜。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庄稼人有什么办法。你爸爸是个老实人，连大烟鬼也欺负到你爸爸头上。他拔掉了你家的药杆子，押到高丽大烟馆，用五元钱才赎回来。你要能混个一官半职，替你爸爸立起门头，日子就好过了。”
六叔是个穷庄稼人，一向给地主扛年造、做月工，家里缺吃少穿，却愿意帮助亲戚好友。过去，每年东北大学开学，总是六叔替我背着行李，送到火车站。这次回家，又是他掩护我，在他家里住了一夜。
早上，弟弟永太背着套筒枪从更房子回来，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昨天夜里，一绺报号海龙的胡子离开沈家岗子河套，到景家屯打响窑，绑走了地主郭学。因为大团团长白寿彭回家打了一夜麻将，胡子才没敢到弓匠堡子来。老百姓说：“这叫作麻秆打狼，两头害怕。”
就在这一天，弓匠堡子村里敲锣集合，摊下了一大笔官钱。村长抽足了大烟，说道：“这次摊下的官钱，有村公所的办公费九元，二署治安费二十元，修警备道用劳工六十个，祭庙费八元，还有看青的劳金，报水灾招待费二十元，大团的伙食补贴费。不是大团掩护我们，胡子早就打进来了。……”村长囫囵吞枣，企图浑水摸鱼。一些小门小户的拿不起官钱，在下面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还是六叔心直口快，挑明说：“村长，我有话说在明处。那报水灾的招待费是白搭。二十元能买半个猪。庄稼人照样到县里呈上亩捐钱粮。”
伪满的苛捐杂税，逼得庄稼人走上了一条斗争的道路。对我来说，生活给我上了阶级斗争的一课。我的真正老师，是六叔和舅舅。
有一天，舅舅沈福芝和表弟沈奇明来我家。舅舅省吃俭用一辈子，连一根秫秸棍都舍不得扔。沈奇明心直口快，一进门就讲起他家的沈家岗子已经成了胡子窝。海龙的手下有个炮头，外号叫李老疙瘩。为人玍古，六亲不认，打响窑，绑肉票，祸害女人，无所不为。舅舅无处安身，只好卖了驴，躲到弓匠堡子来。他心里很不服气，常常含沙射影地说：“男子大丈夫不蒸馒头，还要争口气呢！男子报仇，三年不晚，看它‘满洲国’能存在几年。”
沈奇明暗地告诉我说，他已经参加了平东洋的义勇军。义勇军不绑票，不打老百姓，专打日本鬼子。他给义勇军当交通，只差手里没有快枪了。
在日本侵占东北的时期，统治逐步地严厉。在城市强调治安强化，在乡下修警备道，抓国事犯，没收民间的枪支。当时，安东（今丹东）有一位小学教员，为了抗日，找到北平的奉天救国会，带回来一张反满抗日的传单。日本宪兵逮捕了十几个教员。后来，平东洋义勇军转移到辽河北，表弟沈奇明也没再买快枪。
妈妈很担心我的安全。我读的书籍，大都属于思想犯的范畴。像郭沫若的《女神》，柯仲平的《风火山》，蒋光慈的《鸭绿江上》《短裤党》以及《太阳月刊》《拓荒者》等。我也喜爱读一些中国的古典作品。我最爱看的是《水浒传》，喜欢武松、李逵那些英雄人物。特别当我读到江州劫法场，真觉得大快人心。
1932年的秋收季节，舅舅和表弟又回到沈家岗子去。因为他家种了两垧高粱和黄豆，还是庄稼要紧。舅舅是一个细心的庄稼人，打完了场，他还有许多零活。可是立秋那天，沈家岗子又遭了一场灾难。日本守备队在辽河套和平东洋义勇军又打了一仗。农民暗中帮助义勇军，把日本守备队引进了埋伏圈，打死了日本守备队的山崎小队长。日本守备队为了报复，抓住了大团团长白寿彭，说他勾结义勇军，把他活埋在铁道沟旁。
正当白色恐怖来临的时候，我的朋友王钟园来了。
王钟园的突然到来，唤醒了我的回忆，唤醒了我的勇气。我在东北大学的时候，就读过他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小说，使我对他很钦佩。那年我离开文丰公寓，是他帮了我的忙。我回东北的路上，在大洼就听说在盘锦的苇塘里藏着义勇军，就和王钟园有联系。现在是1934年的春天了，芦苇还没有长高，不适合义勇军的活动，在斗争的方式上，也应相应地做一些变动。
“钟园，我们到外边散步去吧。”
我俩离开了家，走到村外。刚过了清明，绿草发芽。到了铁道旁，有一处坟圈子。一个新坟上培了土，上面还落着烧纸的残灰。我告诉王钟园，这里被日寇活埋的是我的邻居大团团长白寿彭，因为他沾上了一点义勇军的嫌疑。
王钟园从衣服里取出小型的照相机，对准坟墓照了相。感情激动地说：“日本宣传‘满洲国’是王道乐土，我的这张照片，就是历史的证据。”
我劝告王钟园：“咱们回去吧，前面就是长山子了。”
“咱们不到长山子去走一走吗？”
“你不知道，长山子的北头，就是巨流河大桥。附近有日本哨兵把守。遇到日本兵，就倒了霉。一个月以前，我到新民去看东大的同学李英时，回来的时候，走到班家屯道口。我忽然发现铁路上有一伙日本兵在那里放哨，幸而我发现得早，从铁道旁绕弯子跑掉了。”
“这太危险了。你说的李英时，不就是在《北国》上写《文学与阶级》的那位作家吗？”
“就是他。他现在在北满做地下工作。”
王钟园热情地告诉我说：“我忘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写的诗歌《火祭》，已经在北平的左联刊物《文艺月报》上发表了。1933年的《中国文艺年鉴》上还发表了评介文章，称它是1933年中国诗坛上最好的一首诗。”
王钟园给我带来了好消息，也给我勇气和信心。他坚决地鼓励我说：“你应该回北平去！”
“我一定要回北平去。东北老家已经待不下去了。”
太阳快压山了。我送王钟园到兴隆店车站向另外一个地方转移。临分手的时候，他给我留下二十元钱。我已经有了路费，到北平去不发愁了。
我下定了决心：不管过山海关有多么危险，我也要到北平去。妈妈知道了我要离开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饭也吃不下去。爸爸自然也是不希望我离开的。但我没有正当的职业，在伪满这里又很危险，只好听之任之。
舅舅非常慷慨，他折断了秫秸棍，从里面抽出二十元钱，毫不吝惜地对我说：“你去北平闯荡吧。我不图你升官，也不图你发财，只要你能找到抗日的门路，就是替中国人争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