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孙快农
1936年的夏天，我搬到北平德胜门里的一座古庙住，邻居是孙快农。
孙快农是辽宁省黑山县陈屯人，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曾在洮南做过营长。在洮南他认识了一位苏联朋友，接受了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回到黑山老家开始组织义勇军，担任了义勇军的旅长。他带着上百人的队伍，打下了西岗子警察所，缴了敌人的械，又带着队伍平安转移。后来他又来到了北平，从事着秘密的地下工作。他给我讲起在东北组织义勇军的这段经历，真是讲得有声有色。
当时组织起来的辽西义勇军爱国的热情很高，成分却很复杂。有从北大营溃退的东北军，也有一些二八月的庄稼人，有会造快枪的洋铁匠，也有一些地主成分的人。打着义勇军的旗号，实际为着自己的实惠。更有一些闯荡江湖的胡子，也混进了义勇军的队伍，他们想另立山头，一有机会就绑票抓人。
有一次，他们在黑山县西双岗子集合了队伍，向李屯方向转移。这时，有一个胡子出身的炮头煽动一伙人想另立山头，不跟大队伍走。孙快农对那个胡子头开始格外警惕起来。快近黄昏的时候，队伍走到了李屯外面的坟圈子，这是一片荒郊野外。就在这工夫，他听见身后有嚓嚓的脚步声，还有拉枪栓的声音，他突然来个急转身，发现那个胡子炮头已经把子弹推上了枪膛。他手疾眼快，迅速地从腰里拔出了驳壳枪，半真半假地警告说：“在这荒郊野外的，你想干什么？世界上有玩牌的，有玩鸟的，没有听说有玩枪的。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这工夫，有一群鸽子飞进了坟圈地，在树梢上飞翔。胡子炮头见景生情，编了个谎：“旅长，我想打鸽子，试试枪好不好使。”
孙快农顺手开了枪，两只鸽子落了地。他借题发挥，教训胡子炮头：“我是东北讲武堂毕业，行伍出身，当过营长，玩枪玩了小半辈子，百发百中。眼下又推举我做义勇军的旅长，我要是没两下子，敢领弟兄们去打日本鬼子？”
胡子炮头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地上给他下跪求饶：“旅长，我真是该死，有眼不识泰山。”
他原谅了胡子炮头的粗鲁和无知，很动感情地说：“老弟，你快起来，别叫别人笑话。咱们齐心打日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弟兄。”
天擦黑，队伍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右边是火车道，左边是茅草道，地里还留着高粱茬子。天边是一片火烧云，一群被惊动的乌鸦穿过云天，低低地哀鸣着。
孙快农问了一下老乡，知道哪个火车道是通向黑山县城，哪个茅草道是去阜新的抄道。他判断情况，感到夕阳西下，正是乌鸦归巢的时候，而这时乌鸦起飞，想必是有原因。他只好选择去阜新的方向，把队伍分散隐蔽起来。后来队伍打阜新警察所的时候，由于暴露了秘密，被敌人包围了。他领着义勇军一边抵抗，一边突围转移出来。后来队伍解体了，他来到了北平。
我头一次和孙快农见面，就留下了很深刻、很强烈的印象。他高身材，椭圆脸，穿着咖啡色的西服，洒脱沉着，透出一种军人的风度。我不仅尊重他，也很崇拜他。他是我创作中最理想的模特儿，他是现实中的英雄。因为我有一种创作的动机，所以我开始寻找机会去和他接近。大概也由于工作的需要吧，他也和《文学导报》的朋友很接近。他从来不谈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总是笼统地说：“大家都在一起工作，谁也不要问谁是干什么的。等到将来抗日胜利以后，大家互相见了面，都是自己人，那才是皆大欢喜。”
孙快农的行装打扮，有如六月里天空那流动的云彩，变化多端，神奇莫测。有时候，他穿阴丹士林布大衫，一身学生打扮。他到东北大学的北校，和一个地下共产党员汪之力接头；有时候，他又穿着工人式的背带裤子，混在协济工厂的工人堆里唠嗑；有时候，他又穿着整齐的咖啡色西装，戴着礼帽，和东北军的军官去拉关系。他对朋友热情坦率，肯于助人。当《文学导报》缺少经费，不能出版发行时，是他利用社会关系，弄到了经费。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他的私生活也不向我保密。他为了掩护工作，在北平的德胜门里租了一所四合院，和他住机关同居的是一个姓吕的女朋友。
有一次，孙快农来到我的住处，只有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谈到义勇军的活动和中国的前途，他很坦率地对我说：“我是满洲省委的……我也在第三国际。列宁就在第三国际，你知道吗？”
因为孙快农很坦率，所以我也很坦率地说：“我参加过反帝大同盟的秘密读书会，我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你读了《国家与革命》，有什么心得？”
“我觉得很开脑筋，很好。”
正在我们谈得高兴的时候，外面有人敲门。孙快农掀起门帘向外一看，悄悄地对我说：“外面有个女学生找你来了，我们以后再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