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李素月
来的人叫李素月，是我东大同学李树青的妹妹。李树青有一些书，一向寄存在叶幼泉的家里。现在叶幼泉准备到河南鸡公山去工作，只好把李树青的书籍寄存在我处。
她说：“先生，我哥哥去美国留学，他留下几本《清华周刊》，只有托付您代为保存了。”
“你可别叫我先生。我和你哥哥、叶幼泉都是东大的同学，凡是不能带走的东西，我都可以代他保存。你提到的《清华周刊》，那上面还有你哥哥发表的小说呢！”
我曾读过李树青的那篇小说，它描写了一个恋爱的故事。但在李素月的面前，谈到恋爱小说，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记得在一次闲谈中，叶幼泉曾对我谈到李素月的身世。她家是辽宁凤凰城人，父母在家里务农。家里有三个哥哥。大哥是李树青，二哥参加了苗可秀领导的义勇军，后来牺牲了。全家在东北站不住脚，只好流亡到了北平。三哥在东北军里做了一个连长。靠着三哥的微薄的薪水，维持着一家的生活。这是东北老乡的共同命运。真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李素月穿着靛青色的大衫，蓝布吊腿裤子，剪短发，一张椭圆形的脸蛋儿，如同秋天的明月，纯朴而又优美。
我问李素月：“你大哥出国走了吗？”
李素月轻声地回答我说：“我大哥出国走了。想不到叶幼泉又去了鸡公山。”
“在北平，你家还有别的亲戚朋友吗？”
“一个也没有。每逢过年过节，我妈妈总是想家……”李素月说到了这里，眼睛有些湿润，有些伤心。
我鼓励她说：“将来有一天，我们打回老家去就好了。”
“什么时候，才能等到那一天呢？”她幽幽地问道。
我赶快转换话题说：“你们竞存中学唱救亡歌曲吗？”
“我们学校每天都上早操，大家一起唱救亡歌曲。可是，那些警察宪兵却到学校来抓人，还检查进步书刊。昨天早晨，警察又到学校来抓人了。我想起在我的行李底下还有两本《清华周刊》，我想给你送来，不想刚出门，迎面就碰上了警察。于是我拐进了一条小胡同，拼命地跑起来。《清华周刊》丢了，路上我还绊了一跤，手腕也摔出了血。后来我到学校的卫生所上了红药水，又绑上了绷带。”
我听了李素月的叙述，心里不禁感到一种内疚。她是为了给我送书，才挨了摔，受了伤，受了委屈的。我心里暗暗感叹着，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孩子呀！现在有多少流亡的东北人在遭受着不幸啊！
我看见李素月的手腕子上的绷带已经散花了，过去给她缠一下绷带。我的手梢不由得触到了她的手梢，心里有一种特异的感觉。我望望她的脸，她的脸红了。我说：“你妈妈知道你摔了跤，一定很心疼。”李素月接茬说：“我妈妈惦记我，我该回家了。”我真舍不得她走，挽留地说：“再待一会儿吧。”“过些天，我再来……”
我送她出了门外，看着李素月沿着一溜儿红墙走远。太阳照着她的蓬松的头发，泛着粼光，心里感叹道：“一颗多么纯洁的灵魂哪！”
有一次，孙快农参加《文学导报》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的讨论会，当单独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可能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或者是替我高兴，提到了我和李素月的关系。因为上次孙快农到我的住处的时候，恰恰碰到了李素月，不能不引起他的关注。但我却觉得很为难，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好。
“没有什么，她是我东大的同学李树青的妹妹。”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密司李。”
孙快农开心地笑了：“中国叫密司李的可多了。”我直率地反问道：“你的那个朋友，不也叫密司吕吗？”
孙快农也直率地对我说：“密司吕是住机关的。我们是工作关系。为了掩护工作，躲避敌人，只好伪装成必要的社会关系，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的麻烦。当然，由于两个人在一起工作，了解深了，会发生一些感情甚至是爱情。爱情这个东西，如同大海的波浪一样，它来了，汹涌澎湃，你挡也挡不住，需要控制自己，不能犯自由主义。有一次，我没有很好控制自己，我赶快把密司吕推开，还打了她一拳头。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悔。”
孙快农知道把题扯远了，往回拉一拉，入了正题：“上次，我和你谈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你说对你很开脑筋，这很好。正巧这个时候，密司李来了，就被打断了。列宁站在第三国际的高度，科学地展望了人类的未来……”
我对于第三国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只感到它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党，至于它的纲领和主张，全不了解，充满神秘和崇拜的心情。孙快农知道我很向往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开导我说：“你如果想参加第三国际的组织，明天我给你介绍一位第三国际的朋友，你可以和他谈一谈。”
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我和孙快农一起来到北平前门外的一个有轨电车站，去和那位第三国际的朋友接头。
一辆电车从东长安大街开过来，到了前门外的这个车站，便停了下来。车上的旅客争先恐后地下车，一窝蜂地吵嚷着。我想象着几分钟后，将要和第三国际的朋友见面，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兴奋，心里有些发跳。在见面之前，我的脑海里构设了许多的幻想：那位第三国际的友人，一定是身材魁梧，仪态潇洒，穿着笔挺的西服，戴着深灰色的礼帽，拎着文明手杖，架着近视眼镜，有一种学者的风度。
电车又开走了，下车的旅客也散开了。这工夫，从电车站后边转过来一个人。他戴着大缎子帽头，穿着长袍马褂，千层底礼服呢的鞋，显得肥头大耳，体形富态。走起来也是四平八稳，一副地地道道的买卖人模样。他看看孙快农，笑了一笑。孙快农也会意地一笑，顺便把他介绍给我：“这是我的朋友老吉，你们谈一谈吧。”
我和老吉离开了那个电车站，经过前门箭楼，向着天安门广场走去。我俩一边在广场上绕弯，一边唠嗑。他问我是什么时候流亡到的北平，交了哪些朋友，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对这次接头，我感到很不理想，觉得没有一句话涉及马列主义这个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