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卢沟桥畔
我从太原回北平后，几次去找孙快农，他搬了家，没有如愿。等到后来我再见到他的时候，西安事变已经过了很久，国共两党已经实现了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这次西安之行尽管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还是如实地向孙快农做了汇报，并且写了一份文字的材料。我觉得自己没有胜任，没能完成任务。我还不理解第三国际和中共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
孙快农替我解释说：“你不是没有胜任，是形势发展得太快了。”
“我有自知之明。我确实缺乏这方面的才能，也没有经验。对于写文章，我还有一点灵感。”
“我理解你。你写文章也是对革命的一种贡献嘛！”孙快农发出友谊的微笑，又诚恳热情地加了一句，“写文章也需要参加实际斗争。现在，日本侵略者又在卢沟桥向我们中国军队挑衅，我们中国军队忍无可忍，进行了还击，中国的全面抗战开始了。刚才我遇见了东联的负责人汪之力，他们正张罗组织一个战区服务团，到前线去支持二十九军抗战。你要是想参加，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参加！”
我和孙快农谈完，匆匆去找汪之力。
在这之前，我早已认识了汪之力同志，但已经记不得是谁给我们介绍的了。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知识青年的爱国热情有如火山喷发，深入人心，谁也阻挡不住。我第一次见到汪之力，是在北平的学生南下宣传，回到北平的前门车站时，汪之力作为学生会的代表致祝词。尽管在他的周围是虎视眈眈的国民党警察，他却毫无畏惧，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令我十分钦佩。
我第二次见到汪之力，是他作为东联的负责人召开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上，这次会议邀请了北平的名流学者，座谈抗战和统一战线的关系。到会的有中国大学教授吴承仕，著名作家、翻译家曹靖华和高滔、陈伯达，经济学家关梦觉，文化界人士齐燕铭，左联负责人孙席珍。会上大家讨论得十分热烈，情绪高昂，抗战与民主和统一战线这个新题目鼓舞人心，使人激动。我在会上没有发言，却大开了眼界。
我第三次见到汪之力，是由于东联要出一个进步的文艺刊物《黎明》。汪之力出面，委托我来担任《黎明》的主编。我们在一起谈到了办刊的方针和关于印刷上的一些问题。现在我再去找汪之力，已经是第四次见面了，而这次是为了参加战区服务团。
这时候，北平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了。西直门的城门口布置了防御工事，向前方送弹药的汽车在街上急速地奔跑着，报童喊着号外消息，全北平几十万人都在密切关注着卢沟桥战事的发展。我匆匆走进东北大学北校的校门，穿过纠察队的岗哨，没被阻拦，我来到了学校的办公楼。踏上石头台阶，再经过一排教室的长廊，长廊里挂着红红绿绿的墙报，最后来到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就是学生自治会的办公室，在深灰色的墙上，挂着一个“战区服务团”的牌子。
由于前方抗战形势的紧张，办公室里显得很零乱。地上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当天出版的报纸和各种号外及传单、手册、粉笔、油印机等，屋子左角挤着一群大学生，他们都是为了参加战区服务团，在领取和填写志愿书。
我填写了志愿书，看过战区服务团的规章，还忙着和汪之力打招呼。这时，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汪之力忙着去接电话。他打了一会儿电话，才回过头来和我交谈。
“我太忙了。你来得正是时候。你也想参加战区服务团吗？你是作家，服务团里正好缺乏一位宣传委员，总队长是老董，他一定很欢迎你。”
我迫切需要了解前方的消息，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卢沟桥前线的情况怎样？”
汪之力挺着高个子，他的面颊显得消瘦，穿着一身青色的学生制服，透着坚毅的神情。他声音洪亮，毫不含糊地说：“你想想，卢沟桥是什么地方，它是中国平汉路上的要隘，北平的咽喉。如果敌人占领了卢沟桥，就能控制华北，随后控制大半个中国。过去直奉战争时，为了争夺这个要隘，两方的人肉搏了三昼夜，血流成河。八国联军也占领过卢沟桥，放火烧了一天。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地方啊！”他接着向我介绍了这次事变的情况：“7月6日那天的晚上，日本兵从蚊子山出来，到了宛平城下，筑起工事来。他们打死了二十九军的一个排长，占领了永定河桥。二十九军有一个耿营长，外号叫耿大嘴，长得浓眉大嘴，好喝烧酒，为人讲义气。他带领一支敢死队，喝了烧酒，背上大刀片，半夜悄悄摸到卢沟桥头，一刀一个，像切西瓜一样，又把卢沟桥夺了回来。刚才我接到电话，知道二十九军的几个师长现在都在北平开紧急会议，只有吉星文团长在前线指挥。我们战区服务团照样出发，从西直门坐火车，中间走一段路，自己做饭，行军到长辛店，就快到火线了。我们这次到战区服务，就是让二十九军的弟兄们看看，我们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出来的同学，我们不但能喊口号，还能上前线，还能到前线做慰问和宣传……能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我们这个战区服务团，是由东北救亡总会领导的。参加的成员，都是在北平的东北流亡学生。”
我听了以后，感到十分振奋和激动，热血在沸腾。
下午2点钟，参加战区服务团的同志们编好了队，共有三十八个团员，分为三个小队。我们带好了毛毯、雨具、水壶，还有铝锅，准备自己在路上做饭。我们在门头沟下了火车，开始向长辛店出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田野上行军，大家排成排、列成队，穿过一块块高粱地。地头的艾蒿发出清香的气味，我闻着这熟悉的田野上的植物的芳香，心情非常振奋和舒畅。队里有个蒙古族姑娘叫乌兰，是小队里最活跃的分子。她在内蒙古草原上骑过马，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抢过警察手里的水龙头和大刀。她触景生情，倡议道：“董队长，咱们唱个《五月的鲜花》吧。”
董队长穿着黄卡其布的裤子，背着一只水壶，一路上都是沉默不语，考虑着敌情的变化。为了战区服务团的安全，他比较慎重。
“同学们，这里是战区，前方就是卢沟桥火线了。我们要注意隐蔽，小心从事，不能暴露目标。”
董队长讲得对，所以大多数同学都沉默不言。只有站在我身后的一个叫刘琦的同学跳了出来，他绷着脸，瞪着眼睛，火气很大地和董队长争辩了起来：“我们战区服务团来到前线，是来救亡来了，是抗战来了，我们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怕唱歌？我们已经憋了多少年了……”对于刘琦的年轻气盛，董队长只是笑一笑，没说什么。
我心里在想，再往前走，就是卢沟桥前线了，就是二十九军的战壕了。我们是给士兵们送子弹，还是抬担架呢？战地生活是多么富有意义，我们多少年都盼望着真正的抗战，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傍晚时分，战区服务团到了长辛店。
董队长和二十九军的长官及地方当局安排我们在长辛店小学的教室里宿营，并休息待命，准备接受任务。因为二十九军的军长还没有回来，具体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好在董队长已经到过前线的团指挥所，看过那里的地形地物，由他来向我们介绍战地的情景，讲得有声有色：“卢沟桥是北平有名的名胜古迹，共有二十一孔，桥上和两旁雕刻着大小石头狮子，真是神采各异。桥头还有清朝乾隆皇帝的题字‘卢沟晓月’。永定河的古名叫‘无定河’，唐代的诗歌中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的名句。大概是人们忌讳无定河这个名字吧，为了避免灾难，后来就把它改成‘永定河’。永定河的上游是桑干河。这是一个有名的地方。”
这时，大家都在外边乘凉，四野寂寂，天河耿耿。大家来到一个新的地方，都有一种新奇的感觉。月影照在小学校石头的台阶上，疏疏落落，令人不可捉摸。不知是谁踏上石台阶上疏疏的月影，大声地质问说：“队长，你把卢沟桥说得也太神奇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知道卢沟桥上的石狮子一共有多少吗？”
董队长冷静地说：“凡事都有个来龙去脉。关于石狮子的数目，有个细心的人曾经数过，宛平城的城墙垛口一共有二百八十三个，城门上的钉子也是二百八十三个，石桥上的狮子也是二百八十三个。前清养着八旗兵，为着保护宛平城和卢沟桥，限额也是二百八十三个。现在，日本侵略中国，丰台的日本兵营也在蠢蠢欲动，日本正在山海关和大沽口调集兵力，卢沟桥早晚会有一场恶战。二十九军力单势薄，我们服务团来到阵地上，也算是助他们一臂之力。”
长辛店小学校的前面，就是二十九军的炮兵阵地。在白天，拿着望远镜，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卢沟桥上的石狮子。我这次参加了战区服务团，感到无比兴奋，为此，我还写一篇《参加战区服务团》的文章，寄给了上海的《光明》，后来发表了。
不久，董队长从前线战地指挥部带回了不幸的消息，令我大失所望。
据二十九军的一位长官透露，华北的局势已日趋严重：日本飞机轰炸了廊坊，在南苑，双方正在激战中。日军有四五百人，全副武装，已经由彰仪门入了城，进入了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卢沟桥的大战即将来临。二十九军当局考虑到战局的关系，也考虑到战区服务团的安全，叫我们马上离开阵地，回北平去。
形势的发展是这样严峻，董队长此刻也是束手无策。是在火线上坚持下去呢，还是回到北平呢？他也没了主张。于是只好开全体团员大会进行表决辩论。战区服务团的团员分成了两派，主张留在卢沟桥的一派有刘琦和乌兰，我也是主张留在卢沟桥的。我到了前线，却没有体验到火线上的战斗生活，觉得不论是对于抗战，还是对于自己的创作，都是一种损失和遗憾。大家正在议论纷纷，争论不休的时候，董队长忽然发现刘琦气鼓鼓地离开了会场，直奔小学校的教室跑去。董队长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把刘琦劝回来，继续参加辩论。
我匆匆赶回小学校的教室，看见刘琦已经躺在木板床上，屋子里有股血腥的气味，原来他拿了菜刀，已经抹了脖子。我连忙抢下他手里的菜刀，血喷了我一身。刘琦对我瞪着眼睛，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有抗战的自由！我不离开卢沟桥！”
民族危亡的时刻，有多少热血男儿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呀！
后来，刘琦被送到保定的二十九军的医院抢救，董队长决定我们返回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