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青山不老
1969年的冬天，我和申蔚带着小儿子，来到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又叫天义）县四道沟公社插队落户。
从宁城县城到我们去的四道沟公社，一共有二百四十里，它是离县城最远，最偏僻的一个公社。一进黑里河川，真是一步一山，一步一岭。山峰越来越险，风景也越来越美，临近兰花山的主峰，尽是深山老林。那望不到头的白桦树林子，那黄灿灿的柞树棵子，紫绛色的枫树点染着山坡。山麓下，羊肠小道旁边，还掺杂着矮矮的榛柴和映山红的枝条。车一拐过半截筒沟，扑面而来的就是一大片黑松林子，遮天盖日的，装饰了半座山岗。已经是十冬腊月的天气了，大雪封了山，松树枝被雪照得湛青青的，格外鲜绿。
在青山麓下，黑里河梢，分出了四条沟岔，附近还有一个村子，这就是四道沟村，那时是公社所在地。村子里有一所中学，一处小学，最好的建筑就是公社革委会的一排青瓦房了。村里也有不少四梁八柱的草房，因为山区树多，家家都夹着树障子，院里堆着一堆堆的木柴垛，还有用木头搭的牛棚和羊圈。大车店门前的树梢上，挑起了护林防火的三角红旗。
我一来到四道沟，就想起了延安的大砭沟，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抗日斗争年代的生活。后来才知道，这条静悄悄的黑里河川，过去也曾经是我们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也有过战斗的岁月和革命的传统。
我下到四道沟的那天晚上，许多社员都来到我家里看望。由于这里过去是老革命根据地，所以这里的群众非常热情和纯朴。他们带着从山上采来的榛子、蘑菇、猴头菜，屋里点着煤油灯，生起了炭火盆，烤得暖烘烘的。炭火烤在脸上，热在心里。我虽然是在走五七道路，但受到社员们这样热情的欢迎，心里还是觉得搅起了丝丝的暖意。
炭火烧得很旺，大家精神焕发，大声地唠嗑谈笑，抽烟对火，显得非常红火。村里的贫协主席杨青山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他穿着一件白茬的羊皮袄，皮袄上还挂着炭灰，他兴奋地问着我：“你在延安的时候，见过张思德吗？”
杨青山是朴实真诚的农民。他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非常崇敬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朴素真挚的感情，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感染。我来到了这个山区，就像又回到了华北根据地的老家一样，不由得感动地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在灯的那一边，妇联主任也在和申蔚小声地唠着嗑，询问在这里生活是否习惯，打听申蔚在延安时是否下过乡。申蔚细声细语地回答说：“我在延安的柳林乡生活过，还学会了纺线……”
小队的赵队长望望外边的天空，三星都已经歪西了。他回头提醒大家道：“天不早了，大家都回吧。五七战士刚下来插队，以后唠嗑的日子还多着呢！”
由于刚下来，还没有专门给五七战士修盖的房子，我们暂时被安排在一个姓杜的社员家的对面屋住。他们全家都很热情，给我们烧了热炕。这一夜，我们睡在热炕上，烤着暖烘烘的炭火盆。尽管这是偏僻的山区，山又高，雪又大，屋里也没有暖气设备，但我还是觉得身上有股暖流在缓缓地流动着。
第二天，我到小队去参加劳动。小队的场院上正在打着场，场院里堆着谷垛，还有荞麦秆。有四五个社员在打着连枷，还有的带着斧子准备到山上去砍柴。从羊圈附近，不时传来羊羔咩咩的叫声，林中的野鸡咕咕地叫着，大车轱辘轧着冰碴，清脆而又生涩。
前面有一个黄土包，从烟筒里冒出缕缕的青烟，那里是个炭窑。
一会儿，赵队长从那里下来了。他顺着羊肠小道，顶着北风，挑着两筐木炭，小跑过来。他走到场院门口，就吵吵巴火地喊：“出炭了！”
社员看见赵队长挑来的木炭，都高兴地叫起来：“好炭，好炭！真是老把式烧的。”
赵队长说：“炭窑现在还缺一个装窑的，你们谁去？”
我说：“赵队长，让我去吧！”
赵队长打量了我一下，因为我没有别的活占手，就同意了。
装窑需要三个劳动力。一个砍柴的小伙子，他砍下柴榾柮，我就拿过来递给窑里面的那个装炭的。窑口只有一尺见方，又矮又暗，不时从里面喷出污浊的炭气。我看不见里面的人，只感到他在粗粗地喘气。
大雪封了山，铺天盖地地蒙上了一层白纱。远处是兰花山的主峰，它与大地连成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这里正是干冷的天气，黑里河也冻成了一条冰川。我不时听见炭窑洞里的那个人在急促地喘气：“递给我一根粗的！”
我拣了一根粗的柴榾柮递到炭窑口，才发现里面的人原来是农协主席杨青山。
“是你呀！”
“是我。”
杨青山回答得很亲切，仿佛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弯着炭黑的眉毛，质朴地笑一笑。他的四方脸上、额头，布满了汗珠。他换了一口气，就又猫腰回到了炭窑里。
外面的天气很冷，而炭窑里又是那么闷热熏人，杨青山的辛苦可想而知。我来了以后，才知道这里过去流行着这样一个民谣，它记述了这里的老百姓曾经过着怎样的生活，歌唱着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亲密感情：
黑里河弯又长，
吃蕨菜，拌谷糠，
野外烧木炭，
住在深山马架房。
头枕石头脚蹬墙，
铺着荞麦穰，
睡的是霸王炕。
盼星星，盼月亮，
盼来亲人八路军，
西方不亮东方亮。
太阳落山了，我回了家。申蔚和小儿子长鸿已经从荞麦场上劳动回来多时，又做好了饭。申蔚关心地问我：“今天你有什么收获？”
我说：“我认识了一个张思德似的人物。过去我在延安烧过炭火盆，却从来没想过烧炭是这么辛苦。”
我在四道沟期间，适逢辽宁省医疗队到这里巡回医疗，从而遇到了在沈阳就认识的王旷观大夫，他也顺便给申蔚看了病。他给申蔚量完了血压，瞧了脉，沉吟了良久，才做出了判断：“你的血压偏高，肾盂肾炎犯了，要加强营养，不要疲劳过度。黑里河地区条件比较差，山高水冷，又是克山病的高发区，许多家小孩一生下来就是哑巴。城市知识青年都不愿意到这里来落户。您要严密控制住病情，如果恶化发展成尿毒症，可就不好办了。”
王旷观大夫的提醒令我们很感谢，可我们现在是住在偏僻的山区，距离沈阳的医院很远，药也很缺，想出去看病十分不方便。处在走“五七”的境遇里，许多方面都要小心注意。就是在四道沟的这些日子里，申蔚得上了心脏病，加重了肾病，这使她原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了。
命运又向我们发出了挑战，我的思想上又多了一个包袱。
我们在四道沟插队一直待到1971年，以后转到辽宁新民县继续插队。直到1972年，我才开始被借调回省里。1973年以后，我和申蔚才被正式调回来，我在省新华书店里新设的文艺创作室工作，她在省出版社工作。在这以后，社会上的反“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批邓”的运动不断，我们的日子仍不好过。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的国家才彻底地好起来，我们的处境也才彻底地转变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