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蓝家坪的日子
我这次回延安，住在蓝家坪的“文抗”，却要到清凉山的《解放日报》去上班。因为“文抗”是延安作家集中的地方，而且人又熟悉，拉稿也方便。上班的时候，顺便就把作家的稿子带到《解放日报》了。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的组织问题。我长期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现在是解决组织问题的时候了。“文抗”的书记刘白羽，已找我谈过两次话，“文抗”的组织委员柳青，也找我谈过话，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不久，我就入了党。
我头一次到《解放日报》去上班的时候，带去了艾青的一首诗和刘白羽的小说《同志》。由于《解放日报》刚创刊，文艺副刊的篇幅小，延安的作家又多，使丁玲主编副刊有许多困难，每天只能发一两篇稿子，还要照顾到方方面面。除了“文抗”的作家，还要照顾到延安“鲁艺”的作家，还有“鲁艺”的同学。丁玲同志和我们两个编辑，在文艺栏发表文章排在最后。我发表了一篇小说《过甸子梁》，用的是“马加”的笔名。丁玲同志看了以后，说：“你的小说有北方作家的特点，表现得很深沉。”
自从1942年以后，从前线回来的作家渐渐多了，前后有周而复、鲁藜、韦明、金肇野、崔璇……作家回来多了，组稿也容易了，我感到非常高兴。另外，金肇野还告诉我一个最不幸的消息：白乙化在长城鹿皮关战斗中牺牲了。我非常悲痛，和白乙化在一起的往事不禁浮现在眼前。为了怀念这位老朋友，我写了一篇小说《宿营》，发表在延安的《谷雨》上。这时，我开始酝酿写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我把创作的计划告诉了丁玲同志，她非常支持我的创作。于是，我又从《解放日报》回到蓝家坪的“文抗”，继续从事创作。
这时，每个星期天对我来说都是幸福的日子，因为我和申蔚都要在蓝家坪约会。在这一天，我的精神集中不起来，看书也看不下去，写东西也心不在焉。有一次，申蔚久久地没有来，我心里很焦急。这时，曾克来了，我不由得问她：“是不是她不来了。”
曾克看见我的焦急心情，很理解我，她安慰我说：“我问过申蔚，她说她没有爱人。她只是认识一个河南老乡，是许参谋长，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申蔚和她的女朋友常到他那里去玩。”
吃晚饭的时候，申蔚突然来了。她脚步轻盈，用一双诚实的眼睛看着我，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觉得已经一切都不用解释了。这时，曾克从窑洞门口打饭，问她：“申蔚，你到我们那里去吃饭吧。”
申蔚从容自然地说道：“我就在这儿吃了。在杨家岭我吃的也是大灶。”
晚饭后，我送申蔚回杨家岭。我们穿过小砭沟，踏着河边的鹅卵石过河。申蔚向我讲起她在河南战教团的生活，提到他们河南战教团的团长范文澜先生，赞美不已。她说：“范文澜先生是我们战教团的领导，可他生活一点也不特殊。他和我们青年学生一块走路，一走就是几十里。我们到了朱仙镇，在城外的一家饭铺里休息。范文澜先生和同学一样啃着冷馒头、咸菜和豆腐干，喝着白开水。他是南方人，习惯吃大米。我问他：‘范先生，你能习惯吃馒头吗？’范先生非常动情地对我说：‘现在，大半个中国都丢光了，我们能吃上馒头，就算不错了。’下午，战教团到了我的家尉氏县，我回家看妈妈。妈妈知道我在范文澜先生的战教团，非常放心，同意我出来革命。”
我们谈了很多，谈到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问题，谈到延安的马列学院对王实味的批判和辩论。通过交谈，我们感到彼此越来越了解，感情也日益亲密。
在延安“文抗”，我的生活待遇是属于吃大灶的一类，人微言轻，很少提什么意见。但有些事情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从大后方来的作家很受优待，而对从北平来的和从前线回来的作家却不够重视。我鼓足勇气，把这个意见对凯丰同志讲了。
大概，凯丰同志知道我很幼稚，但他还是心平气和地回答我说：“我对文艺界的情况不大了解，不知道哪位作家应该享受什么待遇。但我想，你是个党员吧？”
“我是党员。”
“你是党员，就应该好好读一读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能够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能够搞平均主义。”
这次谈话，给我的教育很大。
1942年，中国的抗战到了相持阶段，这是最艰苦的年头。日本鬼子在华北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在麦田里拉大网，不断对根据地进犯。国民党更是连续搞摩擦，封锁边区。中国抗战的前途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延安却出现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什么“人类之爱”“暴露文学”等等，虽然也都来自文艺界，但在延安“文抗”的多数作家是走向生活的。正是在这个时刻，毛主席适时地提出了整顿三风的问题，接着，又召开了文艺工作的座谈会，在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为文艺工作者指出了方向。毛主席的讲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在1942年的5月初。那天，我带着以毛主席名义发出的请柬，来到了在杨家岭的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室内摆放着一排排的凳子，参加的有近百名的作家和艺术家，还有中央的首长：朱总司令、陈云同志、胡乔木同志、凯丰同志等等。由凯丰同志主持着当天的会议。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期望着毛主席的到来。
骤然，室内的欢笑声音止住了，原来毛主席走进了会议室。他穿着边区织的粗布制服，一双圆口布鞋，从容不迫地绕过一排排凳子和大家逐一握手。他身材魁梧，神采奕奕，一步步地向我走来。这是我多么渴望着的幸福的会见，我的心里也感到一阵阵紧张。就在这一瞬间，我回忆起三年前自己参加由毛主席建议组成的延安文艺工作团，在敌后根据地生活了两年，回到延安后，又在搞创作。在毛主席的面前，我感到自己写的短篇小说是太少了，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还刚刚开始，简直没有什么可汇报的。再说，毛主席也未必知道我这个极普通的人。就在我正这么思绪杂乱的时候，毛主席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他和我紧紧地握着手，我感到了浑身都在燃烧。
我很拘束，向毛主席介绍了我的名字：“我是马加。”
毛主席仰着慈祥的脸，仿佛想起了什么，亲切地问道：“你是在‘文抗’搞创作吗？”
“我是在‘文抗’搞创作。”
我回答以后，觉得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毛主席已经走过去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我参加了延安“文抗”的整风学习。听了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还学习了从中央系统发下来的二十二个文件，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学习的重点是《反对平均主义》，还写了学习心得笔记，在生活中，还要不断地经受考验。
有一次，作为“文抗”书记的刘白羽，问我一个问题：“你知道作家杨朔吗？”
“我知道。他是大后方的作家，在重庆参加了作家访问团，后来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我们却没有见过面。”
“杨朔是从大后方来的。他想留在延安，在‘文抗’搞创作，要给他安排一个窑洞。支部为这个考虑了很久，想把你住的窑洞让给他，给你北边一个小窑洞。你看怎样？”
我犯了思量。这时，我和申蔚准备结婚，她已经向组织递上了结婚申请，说不定很快就要批下来。北面的窑洞很小，她会满意吗？可是，我想到了自己是个党员，而杨朔还不是党员，特别是我想到了在敌后，阜平的农民把公粮都送给了八路军，自己宁可吃杨树叶子时，我感到没有什么价钱好讲了。于是，我同意了。后来，我和杨朔成了最好的朋友。
人逢喜事精神爽。
一天清早，申蔚来到蓝家坪。我领她来到新搬的窑洞，她并没有嫌小，而且觉得非常满意。她悄悄地告诉我，中央妇委支部已经批准我们递上的结婚申请。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幸福。我俩商定，在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节庆祝日那天结婚。我环视着窑洞，真是空空荡荡，家徒四壁，什么东西也没有。我喃喃地说：“太快了，一点准备也没有。”
申蔚非常高兴地说：“妇委的几个朋友知道我要结婚，特意送给我两盆波斯菊花，放在窑洞里，点缀点缀就行了。”
她又在窑洞里走了一圈，发现书架上有一只我从前线带回来的日本钢盔，忽然灵机一动，说：“咱们把钢盔当饭锅使用，等妇委的朋友来了，用它来煮枣子吃，也图个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