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抗”作家群
1941年初夏，我从敌后根据地返回了延安。过同蒲路的时候，又经历了一次危险。
还是在新年以后，我们就开始准备过同浦路了。这次，护送我们过同浦路的部队是警卫连。我们出发后，一律都是急行军。这里山高路险，行军又是在黑夜，伸手不见掌，两眼看不见路，只能机械地脚跟着脚向前走，往往一步跟不上，就掉了队。为了保密，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趁着黑森森的夜色，前面朦胧胧地看出吕梁山麓，显得郁郁苍苍。队伍经过一处地方时，只见一片灿烂的灯光，汇成了一串红色。我心里暗暗地想，那里就是太原吧，是不是快过同蒲路封锁线了？正这么想的时候，队伍突然停止了前进，并且来了个向后转，按照原路又往回走。于是，这次过封锁线没有成功。我又回到了晋察冀根据地。
后来听说，这次行军的任务，是为了掩护一位姓彭的大干部去延安，但不知为什么却走漏了消息。半路上警卫连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所以只好又回来了。这样一来，我在晋察冀根据地又多待了半年，还参加了滹沱河战斗，参加了百团大战。后来我又随部队第二次过封锁线，这次一路上都很顺利，于初夏季节回到了延安。
啊，延安
你这雄伟英雄的古城
弯弯延河水
巍巍宝塔山
…………
我是1938年离开延安的，算起来这次离开它也有三个年头了。这三年里，延安有了很大的变化，祖国的山河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延安的风景依然如故，依然那么庄严古朴，延安的生活里更焕发出一种精神，这就是延安精神。它蓬勃向上，充满着革命的内容，它是所有生活在延安的人都能感觉到，为之鼓舞，并在实践着的。
延安原来的文学创作机构只有一个，这就是边区文协，驻会的作家也只有三五名。后来成立了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驻会的作家就多起来了。它颇有些像后来的作家协会类似的组织。当时，“文抗”里有从大后方来的作家，有从前方回来的作家，真是人才济济，盛极一时。
我从前方回到延安以后，组织上把我安排在“文抗”搞专业创作，住在“文抗”的蓝家坪窑洞。我的新邻居是大诗人艾青。他早年在法国留过学，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的诗《火把》和《向太阳》，在文坛上影响很大，我也非常喜欢。艾青的为人却很谦虚幽默，我们俩经常在一起下围棋，不计较输赢。有一次我到他的窑洞里去聊天，恰好他那里来了一位客人。那个人四十岁左右年纪，长得高大魁梧，满面红光。他总是和颜悦色，显得很有修养。艾青向我介绍说：“这位是彭真同志，他刚从晋察冀边区回来。”
我一下子想起来和我们一起过同蒲路封锁线的那位姓彭的大干部，恍然大悟，那恐怕就是彭真同志了。他回延安是准备参加中共的七大会议的，后来会议延期了，他就留在了延安，担任延安中央党校的校长。我和彭真同志握握手，我又多认识了一位中央首长。这时，彭真同志热情地对我说：“抗战以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作家多起来了，到敌后根据地的也不少。我听说最近中央要请客，专门请作家们去谈谈心。今天，我先找机会来看看大家。”
彭真同志离开艾青的窑洞后，又去了萧军的窑洞。后来听说，他们谈得很融洽，也很坦诚。因为萧军是东北讲武堂的军人出身，他喜欢手枪，彭真同志特意送给他一支手枪。
三天以后，果然在西北饭店摆宴请客。请客的主人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同志，被邀请的对象，绝大部分是从大后方来的知名作家，基本都住在“文抗”。大概因为我刚从敌后根据地回来，又在“文抗”搞专业创作，所以请客也有我一份。
那天，“文抗”的作家最先来到西北饭店的，是艾青、韦嫈这对夫妇。接着陆续来到的，有来自南国的知名作家欧阳山和草明，还有来自“东北作家群”的著名作家罗烽和白朗。罗烽是在东北从事过地下活动的老共产党员，一向老成持重，话语不多。他给我们讲起周恩来副主席设法掩护他们来延安的情形，真切感人，娓娓动听。还有舒群，也是一个典型的东北汉子，性格耿直豪爽，说话也是大嗓门儿。他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是我们东北抗日文学短篇小说中的佼佼者，真正体现出我们东北人的反抗精神。还有著名作家萧军，他既有着我们东北人的反抗性格，又有着个人英雄主义，是个极有个性的作家。还有严辰、逯斐这对夫妇，他们温和文静，品质善良，令人起敬。来的还有李又然，他是一位有着书生气的散文家，他的《国际家书》，是简练精缩的典范，我很喜欢。他曾见过法国的罗曼·罗兰。接着来的散文家和画家是张仃、吴伯箫、庄启东。此外，还有著名的评论家林默涵，哲学家艾思奇等。大家热烈地交谈着，兴致勃勃。这时，从外面又来了一位军事干部，他身材魁梧，衣冠楚楚。鲁艺的校长周扬同志迎上去，介绍给大家：“这位是我们的军事文学家吴奚如同志。”
提到了军事文学，自然应该首先想到刘白羽同志。是他于1938年受毛主席的委托，先后组织了四批延安文艺工作团，分赴华北各根据地，深入八路军的各个部队，也使我有了到前方生活的机会，我自然是很感谢他的。吴奚如同志是来自新四军的干部。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积极反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一些内幕的情况我们还不大清楚。在这里，我还遇到了在一八一师做政治工作的两个朋友，这就是黑丁和曾克同志。黑丁的小说《炭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克更是文艺界的女中强手和热情的活动家。她一来到西北旅社，就给我介绍老诗人柯仲平：“这是我在开封北仓女中读书的柯仲平老师。”
我刚到延安的时候，曾在柯仲平领导的边区文协工作过，这次又见面，感到非常亲切。这时，别人也在招呼着他：“诗圣、酒仙、老柯来了！”
正当作家们谈笑风生的时候，张闻天走进了屋子，作家们都落了座，也停止了谈笑，屋里有一种严肃的空气。看得出来，参加会议的作家都非常尊重张闻天同志。他的身材魁梧，他那宽宽的脸庞上显得谦虚又慈祥，有着一种儒雅的长者风度。他缓缓地和在座的作家们一一握手，最后坐在了丁玲同志的旁边，见景生情地开始了开场白：“这么多作家都来了。今天请大家来喝酒，也为《解放日报》副刊拉稿子。丁玲，你们的副刊不需要稿子吗？”
丁玲同志从容大方，回答得更妙：“我们《解放日报》副刊既要向作家拉稿子，也要拉作家去当编辑。有哪位作家肯去帮忙？”
大家又把兴趣转移到《解放日报》的副刊上，一边喝酒，一边谈论着文艺创作上的问题，一边吃着当时延安的名菜。记得菜名有“三不沾”“蜜汁轱辘”“羊肉泡馍”等，这些虽然不是什么珍奇上品，但在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下，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当时，我不禁想起了张闻天同志在刊物《解放》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论待人接物问题》。自从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共产党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待人接物”，团结抗战就提到日程上来，而文艺界也要搞统一战线。在这次会议上，我就产生了一种感觉，就是从大后方来的作家被普遍邀请，而从前方根据地来的作家，却有不少的遗漏。如柳青、杨朔、周而复、鲁藜、李雷、方纪、罗丹、魏伯、雷加、师田手、石光、崔璇、金肇野、白殷、韦明……都没有来。我提到的这些作家，绝大部分都在前方根据地生活过，又都回到了延安，成为“文抗”的专业作家。那时，张闻天同志也许还不全认识这些作家，但他对文艺工作却是相当重视的。他问我说：“你从敌后根据地来，见过贺龙同志吗？”
我回答说经过晋西北时，曾经见过贺龙同志。
“一二〇师的生活怎么样？”
“他们吃黑豆。”
我讲到夜行军的情况，讲到我们在阜平县农村吃过杨树叶子。张闻天同志也动了感情，他沉思着，说：“我们共产党坚决抗战，国民党却搞摩擦，封锁边区。我们怎么办？毛主席说，我们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咱们的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一把锄头，一支枪，在密林中安家，向荒山要粮。这就是我们的出路。”
那次宴会开得很生动，我的感触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