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草原风景
抗战胜利以后，我和申蔚随着队伍开始向东北进发，由于战局的关系，中途在张家口停留了下来。这期间，邓拓同志留我在《晋察冀日报》做副刊的主编。我在副刊上组织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丁玲的《到麻塔去》，贺敬之回忆延安的诗歌，萧军的《闲话“东北”问题》等。但我并不愿意留在张家口工作，我还是坚决请求组织派我到东北去做基层工作。这时候，恰好吴涛同志正在组织一支干部队去东北。吴涛同志是八路军平西军区十团的政治部主任，过去我们就认识，于是我和申蔚很容易地就参加了他们的干部队，从张家口出发上路了。
1946年4月底，我们干部队来到了通辽。这时，由于四平已经失守，要去东北局所在地的北满，铁路线交通已被切断，要走只能经过东科尔沁旗草原了。从通辽到瞻榆县城，这中间有足足二百里地的大草甸子，茫茫无边，人地两生。而且还听说蒋介石已经派来特务白云梯到这里进行活动，勾结地主武装搞叛乱。情况不明，再往前行的路途，显然是会有很大危险的，干部队于是在通辽驻扎下了。但我很不甘心，还想继续前行。
恰在这时，我在通辽遇到了汪洋同志。汪洋同志是延安文艺工作团的第一批成员，他随着一支主要是军事干部组成的队伍准备穿过东科尔沁旗草地去北满。我和申蔚临时决定参加他们的队伍。
5月梢的一天，有四辆胶皮车，拉着我们这支队伍出了通辽县城，向着西北方向，走进了茫茫无边的东科尔沁旗大草原。
我们这支干部队伍来自五湖四海，事前大家都不大熟悉，坐上车后才慢慢地熟悉起来。其中有一个我在平西时曾认识的挺进队的曹志学团长，他是一个老红军，曾跟着刘志丹闹过土地革命，现在是这支干部队的队长。还有一位副团长叫王耀东，老家住在沈阳城边子，我们认了老乡。他依然保持着老八路的作风，穿一套灰溜溜的旧军衣，叼着旱烟袋，实实在在，风尘仆仆的样子。他还记得小的时候在家乡的草地上放过马，割过草，捉过蝈蝈。现在又回东北老家了，心里有着无限的感慨：“多么大的草原哪，真是甩手无边！”
他的话激起了我的思绪，我不禁问他：“你有多少年没有回家了？”
“从‘九一八’算起，有十多年的光景了。”
晚上，队伍到贾家营子宿营。
我和申蔚住的那家房东，是个蒙古族人，名字叫那申乌吉。他从草地上放牧回来，带着细狗，背着猎到的兔子。他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性格豪爽，常常拉着马头琴，唱着心爱的《嘎达梅林之歌》。他听说共产党要给穷人分地，就坚决送儿子到瞻榆去参加了县保安队。那申乌吉为了招待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特意生起了铁火盆，给我俩冲炒米，吃奶茶。申蔚和我商议，准备送给那申乌吉一件礼物。可有什么礼物可送的呢？我们为了轻装行军，我甚至把笔记本都精简掉了，只剩下一件衬衣，就把它送给那申乌吉吧！那申乌吉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说道：“你们八路军和我们是一家人……”
分别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有些难舍难分。
行军的第二天，我们在路上淋了雨。行军的第三天，也很顺利，当我们离开小巨河屯时，离瞻榆县城只剩下最后三十里了。
雨过天晴，空气清新，道又平坦，路又好走，大家的心里都很畅快。王耀东又抽起了旱烟，和我唠起家常嗑来：“我参军以来离开东北十多年了，也不知家乡现在变得怎样了。”
正说话的工夫，四辆胶皮大车都停了下来。原来前边来了一个老乡，他正在地里铲地，看见我们这支三十多个干部，带着长枪短枪的队伍，就走上来，警惕地对我们打招呼道：“喂，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曹团长轻快地回答说：“八路军，准备到瞻榆县去。”
那个老乡放下了锄头，斩钉截铁地说：“同志，我是特意给你们送信来的。瞻榆县的一部分保安队叛变了，有三十多人，一色是骑兵，为首的叫韩宝玉。他们现在正在前面的三家子村抽大烟，一会儿就过来。你们太危险了！”
真是晴天霹雳！
曹团长知道形势已非常危急，到了挺身而出的时候。他冷静地观察一下地形，就做出了部署。他叫王耀东带着四个警卫员，带着四支步枪，组成一支游动队伍，埋伏在前面的一块土坎下，以阻止敌人前进。他又指着左边的沙坨子，严肃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咱们赶快跑步，去抢占沙坨子。我们控制住制高点，就不怕了。”
就在这时，叛变的保安队从三家子出来了。他们骑着马，乱哄哄的，来到土坎子跟前时，就和王耀东率领的游动哨接了火。一个车把式看见黑压压的保安队，发了慌，大惊小怪地叫起来：“不好了！保安队上来了！”
干部队为了强占沙坨子，拼命地跑着。大车在后面骨碌碌地转着轱辘，车把式把鞭子抽得山响，马蹄声响成密点。我在八路军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从来没有这样狼狈过。我只带了一支三号撸子手枪，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我知道申蔚已经有孕，我得全力照顾她。落在后面的还有两位女同志，也显得非常狼狈。我们跑的这段路程，中间还要经过一段开阔地，这儿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稍微落后，就会成为牺牲品。这时，后面的敌人已经越过横道，纵马赶了过来，放着枪，子弹从头顶上乱飞，咝咝地响着。在这关键的时刻，还是老红军曹团长有战斗经验。他带着警卫员，首先占领了沙坨子，组成了一个火力点，凭着制高点开始向敌人射击，王耀东带的游动哨也撤回到沙坨子上来，共同掩护落在后面的同志。叛变的保安队不敢接近沙坨子，只好远远地放着冷枪。
在沙坨子上，曹团长开始领着大家挖防御掩体。这儿是沙土地，土质松，用手一抠拉就成沙坑。在沙坨子的前边长着一排柳树毛子，既便于战斗，又便于观察和指挥。五支步枪在那里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火力点。其余携带短枪的干部，作为第二线的补充队。我把子弹推上了膛，准备战斗。
这时候，敌人开始从对面的沙岗子上冲过来了。一溜儿的马队沿着开阔地向我们冲过来，甚至可以看见敌人扬着鞭子的姿态。马蹄子带着一路灰尘，形成了一条灰龙。
曹团长待在掩体里，拿着望远镜，看得非常真切。他一边摆着手势，一边下达着命令：“注意目标，准备战斗！”
敌人疯狂地冲过来，马头压着马头，连成串往前跑。有个宽肩膀的敌人，端着马枪，冲在最前面，距离沙坨子大约有二百米，已经到了步枪的有效射程之内。曹团长下达了命令：“开火！打最前面的那个宽肩膀的！”
警卫员们打了四五枪，那个宽肩膀的被打中了。他摇晃了几下身子，几乎要掉下马来，勉强地抓住了马鬃，拨回马头就往回跑。其余的敌人也跟着跑回去了。
在我们休整的工夫，那申乌吉领着另一个蒙古族人给我们送饭来了。他们带来了炒米和开水，这真等于雪中送炭一样啊！我不知道怎样感谢那申乌吉才好，我拉着他的手，眼泪几乎都要掉下来。
王耀东走到那申乌吉跟前，和他唠起了家常嗑：“亲不亲，故乡人。老乡，你快回去吧。这里太危险了。等将来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们下乡，老百姓就翻身了。”
那申乌吉挑着空筐回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却又说不出来。倒是曹团长说出了我们大家想说的话：“要是所有的蒙古族人都像那申乌吉这样就好了。”
那申乌吉的出现，使曹团长想到了许多问题。他想到了民族政策，想到了中央的《五四指示》。当前我们在东北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动群众，搞土地改革。这批从延安来的干部是宝贵的财富，每个人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尽量保存力量，不能和敌人硬拼，必要的时候可以和敌人进行谈判。王耀东很赞成曹团长的意见，他自愿去做谈判的代表。曹团长有些不放心，就又派了张君恒副团长和王耀东同行。我记得不太清楚，也许同去的是阎锦实副团长。
我们的谈判代表出发了，曹团长放心不下，一直拿着望远镜不停地观察着动静。二十分钟过去了，他看见从对面的沙岗子下来三个蒙古族大汉，其中一个人穿着洋服，戴着礼帽。走到双方交界的地方，两方开始谈判。那个戴礼帽的人大概就是叛变的保安队的头子韩宝玉，只见他对着王耀东比比画画的，好像在讲价钱。张君恒副团长站在离韩宝玉稍远些的地方，保持着一段距离。又过了十分钟，他发现张君恒拼命地往回跑，敌人开了枪。有两个蒙古族大汉抓住了王耀东。曹团长知道上了敌人的当，心里都凉了。
张君恒副团长拼死命地跑回沙坨子，气喘吁吁地讲述了谈判的经过：
“这次谈判，真是冤家路窄，敌人根本就没怀好意。那个叛变的头子长了一脸的横肉，皮笑肉不笑地问我：‘你们是什么队伍？’
“我说：‘我们是八路军，是毛主席的队伍。’
“‘毛主席的队伍是干什么的？’
“‘是解放老百姓的。’
“‘我们内蒙古你们也要解放吗？’
“‘内蒙古是中国的一个省，内蒙古的老百姓都盼望着解放。’
“‘你们的胶皮车装得鼓鼓的，是不是拉的大烟土？’
“王耀东毫不让步地顶着他们，说：‘我们八路军从来不抽大烟。’
“‘你们不抽大烟，还不能卖大烟吗？你们伤了我们的人，又伤了我们的马，怎么交代？’
“我看出那个叛变头子居心不良，要翻脸。我用眼睛瞅瞅王耀东，准备下台阶，就说：‘你们提的条件太苛刻了，我俩做不了主，得回去和领导商量商量。’我就往回走。王耀东还继续讲，就被他们抓住了。”
黄昏降临以前，曹团长带领突击队攻占了敌人的沙岗子。在沙岗子的沙丘上，找到了王耀东同志的尸体。他的灰军装上染上了斑斑的血迹，脸色铁青，咬着牙齿。大概在他临终之前，还在痛斥着敌人，对敌人怀着刻骨的仇恨。他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去哈尔滨了，多么遗憾哪！大家用手抠着沙土，堆成一座小坟堆，摘下了帽子，低着头，为他哀悼。
曹团长心里最难过，他痛心地说：“王耀东同志对革命舍得一切。他一生简朴，别人抽烟卷，他抽旱烟，他把自己省下来的衣服送给马夫。他是在东北的草原上长大的，就让他在东北的草原上安息吧。”
我和申蔚是临时参加这支干部队的，虽然和王耀东同志交往不多，他却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我还记得在胶皮车上，王耀东是那么轻快地哼着《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埋了烈士的鲜血。
…………
天擦黑的时候，干部队离开了沙岗子，重新走进了茫茫的大草甸子。夜黑漆漆的，看不见村，看不见路，胶皮车越走越深入草甸子，越走越摸不着边际。就这样走了约莫有一个时辰，马也走累了，车也走慢了，人也饿了。曹团长让车把式停下来，辨辨方向。但车把式也转了向，迷了路，摸摸脑袋，糊涂了。原来大车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夜深了，草原上洒上了一层薄雾，水坑里的蛤蟆咕呱地叫唤，野雁在芦苇里叫唤了两声，怪瘆人的。
蒙蒙亮的时候，天上的云彩散了，星星也落下去了，胶皮车终于上了大道。这时，前面出现一片黑影，像是一座村子，传来了公鸡啼鸣的声音。
我听见鸡在啼鸣，悄悄地对申蔚说：“我们又要进村了，不晓得这回会怎样。”申蔚握着我的手，嘱咐我说：“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咱俩也不要分开。”
这工夫，第四辆胶皮车的车把式匆匆地跑过来。原来他那辆车卡误了，陷在泥里拔不出来，来找人帮助推车。我下了第三辆车，跑过去帮助推第四辆车，车把式拽着牲口，大车却一动不动。这时，村寨子墙里的狗又咬起来，情况很紧急，要推车只好去找老乡帮忙了。
“老乡，你们这是什么村子？”
村寨里有人回答：“我们是三家子。”
我听到“三家子”这三个字，仿佛掉到老虎窝里一样。情况非常紧急，我不能在此处再停留了。我从车上取下行李，急匆匆地去赶第三辆车。可是过了三家子村，也见不到那三辆车了，路上静悄悄的，前面的车早已无影无踪。无奈，我把行李扔掉了，继续向前追赶。
天刚放亮时，我来到了另一个村子。在村子边有一处小马架子，里面住着一个老汉。他穿的衣服十分褴褛，看样子是个穷人。他一见到我，仿佛就已知道了我的来历，非常惊讶地对我说：“同志，这里是地主的响窑，你太危险了！”他拉着我出了马架子，跑上了茅草道。这时，从地主的炮台上响起了枪声，还有人张着大嗓门儿吆喝着：“别让那个人跑了！”这个老汉指着前面的漫土岗，对我说：“同志，你跑过前面的漫土岗，就能活命了。”
我拼命地跑哇，跑哇，跑得浑身是汗，心里直跳。真到过了漫土岗，才松下了一口气。我听听四下里的动静，后面的枪不响了，吆喊声也听不见了。我又往四下看看，发现附近有一个蒙古包，旁边还有一个仓子。在这个蒙古包里住着一个蒙古族老头和一个汉族小伙，原来他们是翁婿同居。当他们知道我是从地主的响窑里逃出来的，让我到他们的仓子里躲一躲，等到天黑再把我送走。
我在这个仓子里待了一个钟头，那里面不透风，不透亮，黑咕隆咚的，外面有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我的心里犯了猜疑：那个蒙古族老头靠得住吗？这里曾经是敌占区，被伪满统治了十四年，这里还没有土改，群众的正统观念很深，绝不能掉以轻心……我出了仓子，问那个小伙，才知道那个蒙古族老头说是去串亲戚家去了。我更决心离开这个蒙古包。为了安全，我必须化装。我脱掉军装，换上了小伙的长衫。我还把衣兜里的路费送给了那个小伙。哪知那个小伙却贪心不足，他得了钱，还想要我的手枪。手枪是我的安全保障，我当然拒绝了他，小伙只好把我送走。我刚离开蒙古包，忽然发现后面的漫岗上拥出了一股骑兵。他们乱哄哄的，好像准备要采取什么行动，又确定不下来，只在漫岗上兜圈子。大概因为我化了装，他们没有认出来，我才终于死里逃生。
我终于来到了瞻榆县城，见到了苦等着我的妻子申蔚，见到了干部队的同志们。这次紧张危险的生离死别，特别是这次在草原上的不平常的遭遇，永远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瞻榆县的孙县长也是延安来的干部，他热情地招待了我们，还派一支保安队一直护送我们到开通，从那里坐火车就可以去哈尔滨了。在那支忠诚的保安队里，有一个年轻的蒙古族战士巴扎布，他就是那申乌吉的儿子。
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草原上的草绿了，花开了。那红色的金簪子花，黄色的馒头花，蓝色的蓝雀花，一朵一朵的，一堆一堆的，数不尽盛开的花朵呀！天空清清朗朗的，黄鹂唱着歌，从南方飞回来的燕子，在草原上飞来飞去。在我们走过的草地的尽头处，就是开通县城。忽然，远处传来了火车的一声汽笛声，汽笛唤醒了人们的灵魂。
血染的战斗生活已经过去，新的战斗历程正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