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了
自从在延安传达了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才纠正了“抢救运动”中所出现的“左”的错误，力挽狂澜，一场噩梦终于过去了。
延安的整风本来是正确的，需要反对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搞成了肃反扩大化，一度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党中央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针指引下，才把整风引导到健康的方向上来。
这时候，在欧洲，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上，在斯大林格勒，苏联红军浴血奋战，使整个战场的形势转危为安。在东方，为了适应抗战的新形势，毛主席提出了“精兵简政”“拥政爱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努力粉碎敌人的“三光政策”，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打下了结实的基础。在延安，通过整风运动，大家普遍都提高了觉悟，掀起了一个学习和大生产的高潮。每个人都参加了开荒、纺线，凡是在延安的干部，每个人都有一辆纺车。
这时，我还在党校三部，我和杨朔都参加了纺羊毛线劳动。在学习和劳动之外，我还抓紧时间写我的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这部作品写的是我在华北各个根据地的两年多的生活积淀，其中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常常感动着我。有时，我从半夜三更中醒来，为了一些语言和情节，搜索枯肠，用心良苦地创作着。
一天，我和杨朔到蓝家坪的后山上去开荒。乍一出山，顿觉心明眼亮，心情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春天来到了人间，桃红柳绿，刺梅开了花，燕儿草冒出了土，蕨菜发了芽，百灵鸟也飞来了，在山梁上唱着歌。我俩开了半亩荒地后，放下锄头，开始下山，又在半路上摘了几朵刺梅花，准备当作茶叶沏水喝。
我们下山后，来到党校三部的山崖的尽头，同学们把它戏称作“巴尔干半岛”。平时，这里是党校三部的同学散步的地方，每天晚饭后，大家都爱到这里来走一走。但自从“抢救运动”以来，这里已经很少有人来了。现在我又旧地重游，自然另有一番心情。杨朔仿佛发现了什么，招呼我过去：“你来看看！”
我跑到山崖的尽头，见下面正是大砭沟的沟口，有一条小道通到枣园，过了延河，就是杨家岭的沟口了。再往里走，就是中央妇委的窑洞了。我不禁想到，自从“抢救运动”以来，我和申蔚已经有两年多没见面了，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怎样。
杨朔仿佛猜到了我的思想，他很含蓄地对我说：“暴风雨总算过去了。”
“多么可怕的暴风雨呀，一阵‘红旗政策’，刮得天昏地暗。”
“人有失错，马有失蹄。”
“只能一脚错，不能百脚歪。听说十年内战时期，就搞了一次AB团，使白区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
一天，靳步通知我去中央党校一部的大礼堂开会。我记得在三年前，毛主席就在这里发表了演讲，宣布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三年后，又是毛主席在这里讲话，总结“抢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使许多同志放下了政治包袱。
这天的这个会议，在延安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到了。有毛主席、周副主席、张闻天同志、陈云同志、刘少奇同志，以及各根据地的干部。大礼堂的正面，挂着“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它代表着延安的精神。看着这四个字，无形之中，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激动。
会议开始后，毛主席走到主席台上讲话。他的声音很洪亮，态度恳切，严肃认真。他讲到在国民党搞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延安也搞了“抢救运动”，使肃反扩大化，伤害了许多的同志。毛主席讲到党的历史，他认为我们党还是幼年时期的党，还不成熟，在历史上曾经几次表现出大的骄傲，犯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都摔了跤子……
毛主席讲得概括、生动、形象、亲切，很感染人。当他讲到摔了跤子，使革命工作受到巨大的损失时，大家都感到很痛心，被他的诚恳的语言所打动了。到会的许多人虽然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了伤害，但大家都能体谅到党的处境，了解政治上的需要，不去计较个人的得失。
会场上还是那么肃静，连咳嗽声都没有。大家聚精会神地听毛主席下面还要说些什么。
“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让同志们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同心同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处理问题，就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实事求是呢？你不是特务，我们给你戴上特务的帽子，你戴这顶帽子不合适，我们就给你摘下来。”
当大家全神贯注的时候，毛主席突然转过身子，从身后的冀南公署主任杨秀峰同志的头上摘下一顶毡帽，接着，向所有到会的同志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道歉说：“对不起，我把帽子给你戴错了，我再给你摘下来。”主席又朝下面到会的人鞠了一躬。
那工夫，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听了毛主席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我觉得浑身发热，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大礼堂里一片肃静，许多同志都哭出了声音。毛主席这天的讲话，给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
自从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斗争的空气就完全缓和了下来，坦白大会也不再举行了，各机关学校门口岗哨也撤销了，靳步也改变了对我冷淡的态度，他也对我讲了一些关于审干的消息：“通过内查外调，延安有问题的干部，只有十九人。”
我不由得问了一句：“你们调查了孙快农吗？”
靳步肯定地说：“孙快农是第三国际的，不是‘红旗政策’的干部。康生知道他的历史，只要康生讲一句话，问题就解决了。”
“康生说一句话，不是很容易吗？”
“你要知道，康生有多忙啊！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都要找他来证明，你的问题不是那么重要，就往后放一放吧。你写你的长篇《滹沱河流域》好了。”
我花了整整两年的工夫，总算把长篇《滹沱河流域》的第一部写完了。我把稿子交给张副主任去审查，他却足足压了有半年。等我去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竟连一个字也没有看。他倒说得很坦率：“你写这么长的小说，谁给你发表，白费工夫！”
我不甘心失败，把稿子寄给了《解放日报》副刊。原来，《解放日报》副刊的主任丁玲已经去了党校一部学习，换成了艾思奇主任，还有副刊的编辑方纪同志。方纪同志热情地对我说：“你的长篇《滹沱河流域》，我看了，我认为很好。”
我问：“艾思奇同志也看了吗？”
“艾思奇同志也看了，他也很满意。准备在《解放日报》上全部连载。他还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为了扩大《滹沱河流域》的影响，最好请一位权威的理论家写一个序。”
朋友们的好心我很感激，我也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但我还是不习惯做这种事情。而且，稿子能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我已经很满意了。
就在《滹沱河流域》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日本战败投降了！1945年8月15日，《解放日报》上刊载了头号新闻：
美苏英中四国宣布：
日寇接受无条件投降
拿《滹沱河流域》的发表和抗战胜利的消息相比较，等于九牛一毛。在“八一五”胜利以后，人们庆祝着胜利，如狂如痴，兴奋不已，谁还注意到《解放日报》上连载的《滹沱河流域》呢？此刻，我只接到萧三同志读到这部作品以后给我写的一封热情鼓励的信。
中国进行了八年（实为十四年）的浴血奋战，它多么艰巨，多么伟大，多么惊心动魄。我们所盼望着的抗战胜利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在这一天，延安城里到处都成了狂欢节，到处都有游行的队伍。大家举着火把，扭着秧歌，唱着，跳着。杜甫川的农民也进了城，城里的人上了街，人流如海，鼓乐喧天，歌声震耳。游行的队伍扛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不停地喊着口号：“抗战胜利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这一天，延安的人简直都发狂了。商店里挂着彩旗，群众举行游行，八路军总政治部为欢迎美军观察组，也举行了鸡尾酒会。我跑到延安的南区，找到申蔚，我们是那么兴奋、幸福。但我们的意志都很清醒，那就是抗战胜利了，延安的干部都要离开延安去开辟新的工作，争取新的胜利。我当前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继续写《滹沱河流域》的下卷了，而是尽快离开延安，我该回东北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