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拘留所
1932年年初，我从天津回到了北平。
这时的我已经是两手空空了。原来我希望的能从天津拿到一笔稿费，可是王莲友一跑，这个希望已经成了泡影，而欠文丰公寓的房租又增加了砝码。
正当我困难的时候，张露薇和他的朋友王钟园来看我。
王钟园过去是东大理工学院的学生，和张露薇非常要好。后来考上了北平辅仁大学，参加了左联。近来，又要回东北去组织义勇军。他热情很高，对朋友也非常关心。他建议我离开文丰公寓，搬到东北大学去住。因为东北大学快要复学了，吃饭和住房都不用花钱。
第二天清晨，王钟园替我搬家来了。他很够意思，说了就算数。他动手帮我收拾东西。其实，我的东西很简单。一床直贡呢棉被，一床麻花褥子，几本杂志和稿纸，全部塞在柳条包里，还装不满。王钟园拎起柳条包就走，到了柜房跟前，张海山老板迅速地从柜房里跑出来，扯住了柳条包，拦住了我的去路。
“先生，你们出门拿东西，也不言语一声。”
我告诉张海山，东大将要复学，将来有钱来交房租。张海山阴沉着脸，一点不开情面。
“我们的公寓，向来都是一月一交房租，不带赊欠。哪有你这样的学生，一去天津两个来月，无影无踪。”
我解释说：“我去天津拿稿费，谁想没有拿到。我搬到东大去住，以后有了钱，一定来交房租。”
“先生，你是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人走家搬。过去，你们东北人凭着后脑勺子当护照的年头已经过去了。我张海山不是好惹的。”
恶人先告状。张海山写了一张呈文，诬告我是携款潜逃的罪犯，把我传讯到北平内六地方法院。
法官是一个口笔邪神的老头子，瘦筋干枯的，像个大烟鬼。五十多岁年纪，穿着丝绸马褂，坐在太师椅上，慢声细语，打着官腔问案子。
“被告人姓名？”
“白晓光。”
“籍贯？”
“辽宁新民人。”
“社会职业？”
“大学生。”
法官看着呈文，仿佛在寻找我的罪状，无精打采地打着呵欠。
“被告人白晓光，你是个大学生，一个有学问的人，应该奉公守法。你为什么携款潜逃，触犯了法律条例？”
“法官，我是东北大学学生。东北大学要复课，我回学校上课，这是正当行为。并没有携带文丰公寓的款项，无所谓潜逃。”
我据理力争，法官被问得无言答对，又打了两个呵欠，审讯进行不下去。站在法庭上的张海山出来帮腔：“先生，你要上大学，首先应该还清我们公寓的房租伙食费用。”
法官忽然有了精神，补充说：“欠债还债，欠钱还钱，这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条款。”
我想到了“九一八”以来的遭遇，感情非常激动，大声说：“我是东北人。‘九一八’以来，国家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同胞有多少人无家可归，我们的生命财产受谁的保护了？”
“被告人讲的是国家政策问题，与法律无关。”
法官对于我的陈述，认为与法律无关，只能表示个人的同情，坚持欠债还债的条例，把我放到拘留所监押。
那拘留所是一个变相的监狱。房檐很低，地皮潮湿，空气污浊，人声嘈杂，给人一种阴暗恐怖的感觉。它是下等社会的一个缩影。这里关押着五六十个犯人。有强盗、杀人凶手、小偷、妓女、流浪汉、大烟鬼、贪污犯、拐卖妇女的人贩子，还有一个性情耿直的洋车夫，因为拒绝拉日本兵去东交民巷，以妨害友邦罪被投进了拘留所。这里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自由。我第一次体验到没有自由的痛苦。我真想大声疾呼：“给我自由，我没有罪！”此刻，如果共产党组织暴动，我一定会报名参加的，打烂这个没有真理自由的拘留所。我望着走廊的外面，看见张海山在院子里悠闲地散步。
我大约在拘留所待了多半天，到了下午3点钟，又传我第二次过堂。押我出拘留所的是一名法警。他背着枪，带着传票，一路上紧跟在我的左右，恐怕我逃跑。我多么羡慕在街上自由行走的人们，我痛恨跟在我身后的法警。
法官照样是那副冷酷的面孔，严肃无情，高高地坐在太师椅上，拉长声说：“被告人白晓光，你能否找到铺保，保证你日后交上文丰公寓的房租？”
“法官，我从东北流亡出来，无亲无故，一家商铺也不熟悉。”
“那么，你有不动产吗？”
当时，我还没有马上领会“不动产”的含义，略微迟疑了一下，没有立即回答。张海山却早就打好了我的主意，向法官建议说：“他的不动产的东西，还有一床被子。”
法官明白张海山的主意，立即做出判决：“破产还债，这是债务人对债权人应履行的义务。”
当天，我把被子押到当铺里，交足了房租，离开了文丰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