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导报》与生意经
我来到北平以后，在清华园参加了左联，才算是有了一个家。
但左联也不是一个安乐窝，它里面也有矛盾和斗争。在革命阵营的外部，有国民党的反动围剿，而内部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歧，有时也会转化为外部的矛盾。每个左联盟员，都要接受实际斗争的考验。我加入左联以后，就遇到了这样的一次考验，或者说是一次斗争。这次斗争竟引起了茅盾先生的注意，使我终生难忘。
在左联刚成立的时候，鲁迅先生曾发表了一篇《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以为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碰碎了。”当时我以为，左翼作家在进行着一种崇高的文学事业，怎么能碰碎呢？还不大理解，但随后不久我就懂得了这一点。
当时，我和张露薇、叶幼泉等流亡的东北文学青年都极为痛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我们流落在北平的街头，一起在地摊上吃过饭，一起到北海图书馆看书，宁可不领国民党的助学津贴，也要追求李大钊走过的道路。为了真理，为了生路，我们相继参加了左联，一起编辑左联的文艺刊物《文艺情报》。我的长诗《火祭》已经写出来了，想在刊物上发表。我们跑遍了前门外的几个印刷所，因为凑不足二十元的印刷费，刊物一直没有印出来。后来，形势有了好转，北方左联出版了《文艺月报》，使我的《火祭》得以在《文艺月报》上发表。以后，又出版了一个刊物《文学导报》。《文学导报》的核心成员，也就是我们在东大办《北国》的这几个人：张露薇、叶幼泉和我。主编是张露薇，叶幼泉管财务和对外联系，我负责出版印刷。
《文学导报》出刊后，销路很好，订户不断寄款来。张露薇收到订户的款，就大手大脚地花，也不记账，好像刊物成了他个人的财产，个人赚钱的工具。他自己在刊物的第一期上发表了四五篇文章，个人主义不断膨胀，狂妄自大，总觉得高人一等，和左联的朋友们渐渐地疏远了。有一次左联的老裴找我们三人开会，张露薇竟没有出席，独行其是。
在20世纪30年代，作家谋个职业很难，出书更难。有一次，我找到了一个所谓的职业，就是做某小报的副刊助理编辑，帮人家看稿。地位极低，工薪极少。我索性不拿工薪，只要求报社的印刷所答应给我印一本诗集，名叫《第三时期》。诗集很单薄，我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为了校对诗集，我一遍一遍地跑印刷所。当我最后一次校对时，竟意外地发现诗集的前面多了一篇张露薇写的序言。他借写序言的机会，进行自我吹嘘，并且事先没有告诉我。这种强加于人的手段是这么卑劣，我感到吃惊和愤怒。一气之下，我把张露薇的序言撕碎了，诗集也撕碎了，也不准备出版了，我和那个小报社也断了来往。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是在一起办《文学导报》，我为了顾全大局，采取了忍让的态度，没有宣扬出去。后来，当我发现张露薇侵占《文学导报》的款项，大量挥霍订户的汇款时，我就再也忍不住了。因为我们那时都知道，左联为了办刊物筹款有多么困难。有时为了一分钱，和印刷所的老板讨价还价。我找了一个机会对叶幼泉说了这件事，不想叶幼泉却告诉我一个更坏的消息：“张露薇还攻击鲁迅，你知道吗？”
我大吃一惊：“不知道。”
“你看看他在天津《益世报》上的这篇文章。”他指给我说。
张露薇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了一篇叫《略说中国文坛》的文章，恶毒而狂妄地攻击鲁迅先生，文中说：“中国作家庆祝高尔基四十年创作生活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签名者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作品？……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对此，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中，对其加以揭露。
我对张露薇的行为非常震惊和愤怒，禁不住说：“真是恶劣透了！”
叶幼泉气愤地加了一句：“他完全丧失了左联盟员的立场，是个投机分子。我们不能再姑息了，看来，我俩要和他分道扬镳了。”
我说：“我赞成。要么张露薇退出《文学导报》；要么他留在里面，我们退出去，另起炉灶。绝不妥协。”
记得是在1936年的夏天的一个晚上，就在张露薇的住宅的走廊的外面，我和叶幼泉对张露薇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我们批评的重点有两点：1.侵占《文学导报》的款项问题。2.攻击鲁迅先生的问题。希望他能够做出回答。
夜色寂寂，电灯光照得张露薇的脸孔惨白。他沉默很久，没有出声。他想解释吗？事有事在，这是解释不掉的。承认错误吗？这不是他的性格。他很狼狈，嗓子沙哑，在退却中还不肯示弱：“你们准备让我怎么样？”
叶幼泉坚定地说：“对于你的行为，说什么也不管用了。目前的问题是，《文学导报》必须办下去，但必须改组。要么你退出《文学导报》，要么我俩退出《文学导报》。”
张露薇觉得孤掌难鸣，只好退出了《文学导报》。《文学导报》实现了改组，第四期以后，由我和叶幼泉把《文学导报》又继续办了下去。
后来，张露薇跑到了上海，冒充《文学导报》的特派员，偷领了《文学导报》第四五期合刊的全部代售款。我们在上海的《申报》上和《文学导报》第六期上都登了一则广告，揭露了他的欺骗行为。此后，在另一个左联刊物《黎明》的“编后记”中，有一段记载，也可以看出这场斗争的一些蛛丝马迹，我把它引录如下：
编后记：
我们的刊物《黎明》的延期，主要原因是经济上发生了意外。至于所说的这个意外，并不是编者会把现成的款私自花去了，也不是一时失神被梁上君子给移用了，而是，我们的一部分款，以信用挪借给《文学导报》暂用。可没想事情就发生在这里。听说有某张露薇者，据说也是个从事文学的，以什么“特派员”的资格把《文学导报》那笔存沪某杂志公司的指望给冒名取走了。……
以后，张露薇改名为贺志远，和上海的第三种人混在一起，站在了左翼文学的对面，越滑越远。
我们和张露薇的这场斗争，以及张露薇的表现，引起了茅盾先生的关注。在关键的时刻，他写了文章，以正义的大是大非的立场说了话。他在1936年上海的《文学》上发表了《文学导报与生意经》的文章，旗帜鲜明地赞扬了和张露薇做斗争的“几个青年作家”的坚定立场。他指出，我们和张露薇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一个是为了革命事业，一个是为了生意经。
《文学导报》改组以后，我意识到需要加强对刊物的领导力量，最好是请一位党员作家来当主编。但是，我不是党员，到哪里去找党员呢？一次，我去参加一次北平的作家会议，半路上遇见了路一。他是老左联盟员，对人非常热情，还留我在他的住处吃饭。一斤大饼，两棵大葱，两碗白开水。饭菜很简单，却很实惠可口。我心里暗想，这才是无产阶级呢，他准是个党员。当时，我向他建议，请他也来当主编，刊物由我们两个共同负责。路一略假思索，说：“我需要和朋友商量一下。”后来才知道，路一提到的朋友，就是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同志。
后来，我向北方左联的领导人孙席珍做了一次汇报，把《文学导报》置于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增加了新的力量。主编由我和路一负责，新编委有季里、艾路、张霁中、石果、孙快农等人参加工作。特别是孙快农，他既是领导，也是朋友，在政治上他支持我们和张露薇的斗争，在经济上他尽量帮助我们解决刊物的印刷经费等困难。刊物能够解决印刷的经费，继续出版，主要是他想的办法，可他却从来不露姓名。
《文学导报》改组后，内容更加充实和进步。《文学导报》第四期上发表了我的长篇小说《登基前后》和路一的中篇小说《折磨》，都是事先经过周小舟同志审查后，又拿到刊物上发表的。当时，《文学导报》还得到了东北救国总会的于毅夫、汪之力，以及左联朋友的支持，这些都是不能忘记的。
围绕《文学导报》的这场斗争，是我在北平从事进步文艺时受到的一次严肃考验，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