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内容
先来听王船长的叙述——
俺这王家村的居民大都姓王，搞历史调查的人说这是一个族氏聚在一起居住的血缘村庄，很典型。听王家村长辈们讲，俺王氏先祖王汉大概是明朝永乐年间从“小云南”大槐树那边迁过来的。当时咱这村子周围林木繁盛、人烟稀少、狼虫出没，其中野猪最多，先民们既要劈土造田，垒房盖屋，维持生活，又要防范野猪的侵害。所以，早先咱这村子就叫“野猪庄”。这名字多难听，以后先辈们就按姓氏改成现在的村名。王家村祖规条例不老少，什么“居止连茅屋，四邻不相离”；什么“有财不行商，耕读为本行”；什么“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在俺出生前11年的1933年，王家村建了小学，可王家村的穷状况让许多孩子上不起学。1939年那光景，听村里老人说，咱王家村的山林全遭小日本鬼子的军队砍伐烧毁。俺10多岁的时候，咱王家村归属过石老人乡，再以后独立出来。俺开始干农活那阵子，记得王家村就属于中韩人民公社了……
说王家村，怕是很多崂山人都不知道。一说石老人，不仅崂山人，就是青岛人、外地人、外国人也都知道。咱王家村隔着石老人村不远，村里打鱼的人每天一抬头就能在东面的海上看到那像个老人的大礁石。俺姥娘家就在石老人村，那边的光景对俺来说也不陌生。
说起打鱼来，俺老爷爷是打过鱼的。也不知为什么，俺爷爷和俺爹都没打过鱼，干了一辈子的农活儿，到俺这一辈，咱王家才有了打鱼的人。俺二哥17岁跟石老人村的舅舅出一辈子海，直到91岁过世，从没有干过别的营生。俺6岁那一年没了娘，爹拉巴一大家子人真是不容易。1960年，也就是俺16岁那年的春天，俺跟爹说也要像俺二哥那样出海打鱼，爹什么也没说，穷人家的孩子能有个营生干，还有什么不同意的。说实话，能在村里大集体的渔船上打鱼，也算是好营生呢。那阵子出海，5个人在一条船上干活儿，每日摇着8米长的一条风船在近海捕捞，船最远跑到大公岛，也就一个来小时。那时候什么样的鱼都好打，什么办法都能打到鱼。5年以后，咱们王家村大集体换了带马力的大船，记得是4135型的机船，80马力，足有17米长。俺被派到这样的大船上打鱼，最远到过上海那边的海域，秋天到渤海湾打对虾，一走两三个月不回来。俺们除了将打好的对虾上缴村里，还帮着国家完成对虾出口换外汇任务，因此来说，干这活儿就觉得很是光荣。1979年一个秋天咱们打了45000斤虾，算是大丰收年。那一年捕捞了30000斤的鱼，也是不小的收获呢。
出远海打鱼，常能看到日本、韩国的渔船，他们打他们的鱼，咱们打咱们的鱼，没有害怕过他们。台湾的渔船很少碰见，倒是经常能远远地看到台湾那边的军舰巡逻。上级给咱的渔船备着武器，4箱手榴弹，每箱有30颗；同时还备有500发子弹；据说渔业公司的渔船比咱还多配了机关枪。如果遇到台湾军舰欺负，咱们可以用武器自卫。1979年县里武装部把咱渔船上的武器全部收回，打那以后，人民解放军护卫舰在海上的巡逻多了起来，让咱渔民着实心里踏实很多。
俺家后代有两儿两女。两个儿子、两个女婿都打过鱼。1966年出生的大儿子最早出海的时候赶上了单干，后来他选择了木匠的营生。打鱼这活儿太辛苦，但凡有比这活儿轻快而且风险小的营生，谁也不会硬打一辈子的鱼。现在这年头，柴油贵了，12马力的机船用1个小时就得10斤，1天出海12小时，光油钱就得400块。每个月5000块钱才能雇到打鱼的船工，还不一定能找得到。打鱼的成本噌噌地往上提价，海上的收获却一天比一天少，以前在近海钓“黑寨”，一钓一个准儿；拉网拖“大头鱼”，一网两三万斤一点问题没有；“乌贼鱼”也是的，只要一下网，网网大丰收……如今却是鱼没了踪影，下网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
1992年，俺从船上下来，由村里安排去了乡镇企业——中韩第二织布厂干门卫。三年工夫不到，这家工厂倒闭，俺回了村，在山上干护林员的工作很多年……岁月真是不饶人，俺家孙女现如今都是二十八九岁的人喽！从俺这儿说起往后第三代，已经没有一个人再干打鱼的营生喽。
俺当渔船船长，小船干过，大船也干过。最初当船长是在1968年；1974年到公社专业捕捞队的渔船上当船长时，要经过县上渔业部门考试层层把关才能让你当。没有点真本事儿，驾驭27米长的大机船，管理船上的十几号人根本就不可能……这些个陈年往事，咱孙子辈儿的人怕是很难听进去。当年那些跟俺在公社渔船上干的伙计们虽说是在一条船上，但后来散摊就各回各的村，各干各的营生，再也没有联系过。只有咱本村本姓的本啟老弟还能时常碰面拉个呱，日子一久，打鱼的往事也说的不大多了。说起本啟这后生来，俺别的不记得，只记得他在船上干活儿是把好手。本啟言语不多，他上前线打过仗，这俺知道，可他从来不在船上提这些事儿。本啟年龄比俺小，经历的事情却比俺多，听他讲自个儿的往事，比俺的要多老鼻子呢。
再来听听王本啟的叙述——
说打鱼的事儿，咱怎么也比不过老船长。跟他在一条船上打鱼以前的往事也没什么好炫耀的。
在俺们王家村60岁以下的人当中，唯有打仗这事儿只有俺王本啟最有发言权。
俺是地地道道的王家村人，但凡本村姓王的人大概都是一个老爷爷。跟老船长一样，俺爷爷和俺爹都是种地的农民，到俺这一辈儿才跟海里的营生有了关系。俺从学校毕业之前，也是干过很多农活儿的。俺曾经想过像周边村子那里的人上山打石头挣钱谋生，可咱村依托的山石不是一般的坚硬，能靠这营生过活儿还用等到咱这一辈儿的人再干？出海打鱼的事儿俺不是没想过，可那时的大集体渔船不是说让哪个人干就让哪个人干的，再说咱年纪小，人家也不敢要。1975年，也就是俺18岁那一年，可算捞着个在王家村南面海域养海带的差事，没过多久，咱赶上中韩公社养殖场招工，没费什么工夫就被招了去，专干养海带的工作。又没过多久，1976年冬天，崂山县招兵，俺幸运地通过政审、体检当了兵！
为什么说是幸运呢？因为当年中韩公社29人入伍的名单中，王家村够资格的就只有咱王本啟一人！那一年，跟中韩公社紧邻的沙子口公社也有几十号人光荣入伍。他们被分在昆明军区32师，俺们中韩公社去的战士分在了另一个师的93团直属炮兵连。从小到大，咱头一回见100毫米的迫击炮，刚训练打炮时，别提有多紧张。1979年2月17号，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第一仗刚开打，俺所在的部队就跟步兵一起冲在了最前线。第一天，打越南封土县，那里全是大山，没有平地，越军早就埋设地雷。他们在阵地上做工事，咱都能看得见。咱的4700米射程大炮接二连三往越军阵地打，越军也往咱这边阵地拼命打炮。双方打得异常惨烈，俺们团负责打穿插的5连战士让越军发现，差点被全部端掉。记得战前动员时，一位山东籍的师长问大家打仗怕不怕。官兵们齐声喊：“不怕！”师长却道：“不怕是假的！怕，并不丢人！丢人的是当逃兵！仗，会越打越不怕！”果真如此。俺们炮兵连100来号人，打过仗的只有几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领导，其余的老兵也只是有理论没有实战经验，况且平日里因为翻修营房烧石灰，实战训练也很少。参战部队临时扩编，很多担任装弹手的新兵开始确实不行，有些调过来的其他兵种战士更是生疏紧张。俺们一个班7个人，3个新兵，什么不懂，也就扛扛炮。开始打不顺，后来越打越顺，几天以后，不管老兵还是新兵都已经适应了战场的环境和氛围。越军号称的“王牌师”被他的“师傅”（也就是咱曾经训练过“王牌师”打美军的中国军队）打得稀烂。这个消息传来更加鼓舞了俺们炮兵连！越军挑事，朝咱边界村子的老百姓打炮，实在可恶。双方虽然晚上不开火，但越军老搞偷袭。俺们炮兵连除了白天向敌人开炮，闲暇时还会帮助友军满山遍野抓俘虏。头一天俺就抓了3名俘虏。越军俘虏一点不老实，乘着运送途中总是寻找反抗机会。说真话，咱们中国军人对待战俘是全世界最仁慈的！后来在红河友谊桥交换俘虏，俺亲眼所见，咱抓的俘虏不仅数量多，而且遣返的越军伤残兵很少，最重的也不过是拄着单拐。反观越南那边，把咱的俘虏大都是抬着送还回来的，一个个伤残得不成样子。
俺们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青岛籍士兵，只有中韩公社去的一位战士被打瞎一只眼，还有一位被炮弹擦伤了皮肉，弹片至今留在身体内。除此之外，青岛港务局、楼山后、吴家村等地没有一个参战士兵受伤。俺上前线的时候是副班长，回到祖国后顶替复员还乡的老班长。军区给俺和老班长以及一位英勇的战士颁发了三等功的勋章。带着这个荣誉，1980年俺退伍回到了王家村。打仗的事儿，俺很少跟村里人讲，就是家里人，俺也能不提就不提。如果不是为了说俺打鱼的经历，打仗的事儿恐怕也就只是跟老战友们相聚的时候一起回忆回忆。这是后话。
王家村在崂山海域算不得典型的渔村，咱祖上一代一代的也没有打鱼的经历。当兵前养海带，算俺跟大海的第一次深接触。如果不是当兵，兴许俺会早早选择出海打鱼。有这个念想，所以机会也就跟着俺过来。退伍回家，村里安排咱上大集体的船，专干打鱼的营生。那时村里置办有195型的12马力渔船5艘，每条船上有5个渔民。平日里按着海水潮汐的变化出海捕捞。有时凌晨两三点就得驾船启航，晚上回来的时辰基本上也是跟着潮水的变化走。当日出海当天返回，在咱崂山这叫“下小海”，蛎虾啦，八带啦，小海货从来不发愁捕捞。这样干了两年后，俺又被村里安排到养殖场干活儿。这时候养海带已经是不景气的营生，崂山区域的渔村按照上级的指示全都下马不再养海带。说实话，那阵子渔民们一个个承包、一个个单干的诱惑让咱也是很红眼的，咱不想这么干也是假的。
1984年，重新出海打鱼的机会再降临到俺头上时，咱没有丝毫的犹豫。不过这一回可不是“下小海”，也不是个人搞承包和个人挑头搞单干。那一年的春天，养殖场推荐俺到中韩公社专业捕捞队的大船上打鱼。那船足有120马力，船上的10个渔民来自中韩公社各个村，不仅有麦岛、山东头等渔村，还有不是渔村的金家岭村和枯桃北边的牟家村。对，船上培养的电报员就是牟家村那边的人。这些渔民跟俺一样，也有在辛家庄、燕儿岛一带后来在石老人海域养过海带的经历，因此他们对海打交道并不陌生。那年月的渔业体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船和打鱼工具都属于公社或者大队所有，直接经营的渔农结合队或者渔业专业队实行单独核算，单独分配；再一种就是船和打鱼工具归生产队所有，由生产队经营，自负盈亏，渔民将收入的一部分交给生产队分配口粮。当年咱说不清也看不透这些道道，只知道这么做，打鱼的跟种田的收入没什么两样，反正都是“大锅饭”。那时俺们在专业捕捞队的渔民由公社专门给开工资，每月40来块钱，在当时的大环境来说不高也不低，开工资嘛，每月很稳定，在海上干活儿的那些酸楚也就能够因此多少平衡一些。
有人说渔民的孤独最不是滋味，这个俺深有体会。上船的时候觉得船不小，等到船驶进大海上时，茫茫四周除了海水还是海水，人一天到晚不知东南西北，风浪卷起来的时刻，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似的。放流网，拖底网，春天下南方打鲅鱼，秋日北上打对虾，年年都这样。后来俺们的渔船顺便收一收过往小船打的鱼，算是变了变渔船的轨迹。在海上打鱼常会遇到需要渔民之间互相帮忙的事情，比如说遇到渔船发动机坏车的情况，不管是哪里的船，都会第一时间赶过去相助。有一回在渤海湾，俺就亲眼见过咱这边的船拖着遇险的红岛渔船往回赶呢。有人问过这样的话，如果在海上遇险不相救怎么办？一级一级的水产局各有工作职责，真遇到这种情况发生，有关部门会采取措施，不给这号缺德船调配渔船用的柴油。说真的，这号事情在陆地上能见到，在海上绝对见不到。俺连听说过都没有呢！
在俺真正熟悉了出远海打鱼的日子后两年，准确地说是1986年，这一年离俺退伍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上面来了通知，要给在自卫反击战中荣立三等功的退伍军人安排工作，俺被告知，自己被分配在崂山交通局运输公司。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个好消息，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再也不用在海上没白没黑地拼命奔波。俺犹豫了不短时间，最终选择了不去上这个班，为什么？俺算了算，上这个班一年才挣600来块钱，在船上干怎么也得三四千块钱。嫌乎挣钱少的原因让俺彻底放弃了体面的工作，继续留在船上干咱渔民的活儿，挣咱渔民的钱。
时光走到1990年，俺离开了中韩公社专业捕捞队的渔船。如果不是上面把船卖给红岛那边的渔民，俺说不定还会在船上打鱼。原先船上的伙计们都不再留下去，大都被安排了其他营生，俺被安排在中韩乡镇企业的机械厂打工，在建筑公司还干了几天打石头的活儿。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俺终于下定决心自己干，1992年俺开始了养扇贝的营生，起初还不错，遇上一场剧烈的台风，这营生让俺差点赔了钱。1995年上半年开始，俺不再养扇贝，选择贩鱼的营生，做起了小买卖。在海上打鱼，几乎没有人问咱是哪里的，即使收购海货，对方看到咱渔船的“鲁崂渔”号码，也不会多问什么。离开王家村，在陆地上做买卖，人家免不了要问你是哪里的。俺到楼山后那一带卖海产品干货的时候，有人就先不问卖的东西怎么样，开口便要先问咱从哪里来。俺起先回答说王家村，人家就疑惑哪儿有个王家村，俺再说王家村的金钩虾米多么多么有名，人家就更不算完，非要问清楚俺究竟是哪里人。后来俺索性告诉这些人，说咱是石老人村的，人家还真得就不再追问。一说石老人，谁会不知道呢。
年纪越往上走，就越不想再出远门忙活。王家村村委会给俺个差事，俺立马应诺下来。每月2000块钱的薪酬，专门管理村中的流动人口，定时定点要去每家每户查验身份证并仔细登记在案。过去王家村叫村，十几年前改叫社区。原先在社区一眼能瞭望到大海，走不了10分钟就可以到达海边。现如今城市高档商品房已经把咱王家村社区团团包围，在青岛的香港东路上行车穿梭，能看得到大海，却看不到咱王家村社区的老农舍，更看不到曾经跟海有缘的老渔民。
俺家兄弟姐妹五个，有个弟弟，从未打过鱼。在北姜村那边生活的老丈人和俺的俩舅子都打了一辈子鱼，出远海不敢说，出小海那真是个个高手呢。俺儿子曾在海尔做工，一天鱼也没有打过。俺家那两个孙女，今后与打鱼的生活更是不沾边喽！
俺们那些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友们常有机会聚一起说说话儿，叙叙过去的战友情。虽说俺早就不再打鱼，但打鱼的朋友们还可以经常凑一块儿喝个小酒。前些日子，长岭渔村的老伙计还请咱过去到附近的太清宫玩耍呢。人家那边的村子捣鼓得很干净，空气也很清爽。对啦，老船长王京岁大哥，咱隔三岔五见得到。一说起打鱼的事儿，老人眼里就会放光。“还记得咱们打橛子挂定网的那阵子吧，号子一喊，十来个人齐心协力，没有不顺的时候……”老人家回忆往事的时候还会絮叨几句，说是现如今四川人在咱崂山当渔民，人家干活儿的号子比咱这边的细亮，好听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