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事实与视角”总序 迈入新的金石书画研究典范
王家葵 贺宏亮
金石书画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的一大宗，作者甚夥，著述浩繁，在四库全书中被归入到四部的不同类别。如《隶辨》（清·顾蔼吉）等在经部小学类；《集古录》（宋·欧阳修）、《隶续》（宋·洪适）等列入史部目录类；《法书要录》（唐·张彦远）、《书谱》（唐·孙过庭）等在子部艺术类；而《金石古文》（明·杨慎）等则在集部总集类。这说明了传统金石书画研究内容与体裁的驳杂多端。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和文风，学术研究的典范随着社会变迁，也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自梁元帝始辑录碑刻文字，成《碑英》一百二十卷，为金石文字之祖。此书早佚，唐人踵武之，至宋人，搜罗和研讨石刻文字，更成为一时风尚。大略言之，金石书画研究的范式，似有两次大的变化。早期（唐宋时期）的金石书画论著方式主要是“著录”。如《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徐氏法书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著者皆为博学有文辞的士人，载录人物，采摭事迹，裒辑成帙，为后世查考之据。宋人《集古录》《金石录》两部巨著，虽有考辨验证前史之论，但仍以著录碑目的方式编排。欧赵之例，遂成典范。直至清代，无论御制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或是私家纂修如《庚子销夏记》《墨缘汇观》《大观录》《过云楼书画记》等，皆是详记行款、布局、题记、印章等，略加评论和考鉴。近代以降，西风东渐，“道出于二”。现代艺术科学的一整套机制和观念引入中土，无论教育，还是撰述，方式为之大变。金石书画研究的范式，由“著录”一变为“赏鉴”。金石书画被整体性纳入“艺术”学科范畴之中。而艺术与艺术鉴赏，则成为塑造新“国民”的重要手段。蔡元培倡说“以美育代宗教”，“陶冶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从宏观上看，自1949到1989年这四十年间的金石书画研究，重点是面向大众的普及，因此“赏鉴”成了研究的中心乃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无论是关于兰亭真伪的论辩，还是关于书法本质的美学争论，都并非普罗大众关心关注的问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出，金石书画研究由“赏鉴”再变为以史学为中心的学术“研究”。
今天，我们已经迈入并仍处在这次“再变”的过程之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艺术史系、书法系在各类院校的设立和高校扩招，更随着文史数据库的广泛使用，“E考据”等方法的出现和应用，金石书画研究在近年取得了明显进展，体现出以下四个新的特点。
一是新材料。各种碑志、信札、日记等大量新史料的出现，以及对已有资料的重新审读和阐释，使得更多的个案研究丰富了以往的概述性研究。
二是新课题。跳出以前的研究“家法”限制，某些似乎已经“题无剩义”的老课题，豁然开朗，翻出新枝。而新材料的不断涌现，也让新题目令人目不暇接。只要读一读近几年重要的金石书画研究专书和刊物目录，就会对之深有感受。
三是新视角。审视问题角度的改变，以及一些新概念（如“文化资本”等）的引入，刺激着新的阅读方式和阐释框架。正如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言：“在一场科学范式革命之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金石书画研究的范式革命同样带来了新的学术世界。
四是新方法。特别是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如文献学、考古学、图像学、社会学、物质史，等等，在金石书画研究中的逐步介入，让研究者们在往昔看过的材料中又读出了许多不同的东西。
四川人民出版社新刊的这套“艺术史：事实与视角”系列丛书，内中所收录的，或是论文集，或是小型专书，作者均为中青年学术新锐，以金石书画研究为中心，选择有新意和有价值的课题，运用新方法和新材料，体现出偏重史学的研究特色。这套丛书，篇幅虽小，却能小中见大。唐高宗《述圣记》中有句：“轻尘足岳，坠露添流。”这套丛书，或许正可以体现新时代中金石书画研究典范转移的大趋势。
是为序。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