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隐藏学习黄牧甫经历的动机分析
由于人类窥视欲望的普遍存在，使得现实世界中的每个人都极力隐藏真实自我。通过自我形象的管理，塑造出一个理想的公众形象，这种重塑是为了更好地展现，而充分地展现则是为了更好地隐藏。
在东西方绘画领域，都存在艺术家刻意制造光晕，隐藏学习经历（技艺手法和图像来源）的现象，其动机由多种因素决定，展现了人性的丰富和复杂。结合中国现代绘画的发展，对隐藏学习经历动机的解释，至少有三种：
1.隐藏其学习经历，以躲避政治运动或派系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陈子庄的经历是此类典型。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他回避复杂经历，闭口不谈其与军阀、帮会的交往，隐藏其对宋徽宗、陈洪绶、张大千的学习，对外宣称自己的艺术源自人民艺术家齐白石，衷心感谢政府的培养，使其获得新生。
2.隐藏其学习经历，以凸显其天才。典型案例是民国名士谢无量论法书临习。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杰出书法家”（1999年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定）的他对外宣称从不临帖，写字全凭心性，自由书写，于右任、沈尹默等闻之惊叹不已。而其家属的回忆则展现了他刻苦好学的一面，还原了部分真相，谢祖仪在《已倦看花眼，犹存问道心——回忆我的父亲谢无量》中回忆：“每天一大早，父亲起身第一件事就是练字。院子里有一方大平石，约有桌面大小。他先在石上用笔蘸清水写，说这是练手劲和笔法。他写后叫我们也在平石上练写，他就在报纸上写字，每天好几张。”[6]其夫人陈雪湄的回忆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谢祖仪回忆的真实性，她回忆说：“无量一生笔耕所得，大多用来购买碑帖字画，朝夕展玩，尚友古人，以此遣日。离蓉前，他将收藏的古籍和法帖捐献四川省图书馆。来京后又陆续购置，琳琅满目，蔚为壮观，他经常对我说‘这些文物取之于民，应当还之于民’。我铭记在心，在他去世后，立即清点，全部捐献国家，其中历代法帖就有两箱。”[7]由此可知天才与凡人的区别，不仅在天赋，还在日常的勤奋和坚持，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3.隐藏自己对埋没艺术家（包括前朝实力派书画家和同时代民间书画家）的学习，以显示创作者（临摹者）师出名门，取法高古，技艺高超。张大千《高士图》就是此类典型。该画大千自署“拟宋人沈子蕃缂丝”，而图像却是效法明代陈洪绶《高梧琴趣图》（南京博物院藏）。民国时期研究陈洪绶的专家中，广为人知的有三位，分别是张大千、谢稚柳和孙佩苍。与谢、孙相比，张大千不仅深入研习，心摹手追，还精于鉴赏，对陈洪绶各时期作品风格变迁和印章使用情况了如指掌，收藏有多幅陈洪绶书画精品。1946年3月，在成都举办的“大风堂藏书画展”就展出其收藏的陈洪绶作品23件（套）。区分宋代沈子蕃与明代陈洪绶，对于张大千易如反掌。与宋人沈子蕃相比，陈洪绶知名度相对较大，距离今天更近，少神秘感。将临作题为“拟宋人沈子蕃缂丝”是一种人为提升画境的手法，是其游戏人生的映照。某些清代书画家不提授业恩师和同代知己的指点，满口师法晋唐宋元，落款必题师法董源、大痴、玄宰即是此种心态。
谭文勤公像 齐白石 立轴 绢本 水墨 93cm×37cm
1910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茶陵谭文勤公遗像 拍摄时间不详 湖南省图书馆藏
对于自己的学艺经历，白石老人通过选择性回忆重建了一个理想形象，他回顾了几十年为生计奔波的奋斗历程，告诫学生书画是寂寞之道，需要长年辛勤付出。对王闿运、夏寿田、杨度、樊增祥、陈师曾等师长好友的帮助心存感激，同时也不回避自己的木匠经历和民间画师尹金阳、谭荔生、胡沁园对自己的启蒙。由于白石老人1957年病逝，自然避开了各种政治运动。似乎以上三种解释都不适合齐白石，或许还有一种新的动机解释，那就是手工业者生存策略的选择，源自竞争焦虑。
大众之所以对高端艺术品趋之若鹜，源自艺术品的消费价值和身份象征，源自艺术家的神秘光晕。通过隐藏某段经历，避免他人发现核心技术，在确保作品唯一性的同时，也彰显制造者的天赋和创造力。该动机与齐白石的木匠生涯有密切联系。
关于乡村手工业学徒的心理，张柠在《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8]中有专章讨论。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上下流动的线形结构，分明线和暗线，绝大多数人在一条粗大的明线（农民—书生—宰相）上挣扎，少数人则在一条细小的暗线（农民—土匪—皇帝）上冒险。如果既无心读书，也没有胆量当土匪，就选择一条围绕土地的低级道路——当学徒。不管什么工种，也不管工序的难易，期限一律三年。从经济角度看，农民心里也知道三年不怎么合理，但必须要学三年，因为师傅掌握了两个核心权力，一是属于行业小秘密的技术专利权，一是独立开业资格证的颁发权。学徒为了结业，三年期间必须忍受师傅的各种剥削，用自己的时间和体力代替教育经费。等自己独立开业后，再剥削新学徒，有保留地传授技艺，形成“受虐—施虐”的恶性循环，产生一种独特的变态心理。
和中国其他传统技艺一样，齐派篆刻也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制作过程。通过长期实践形成一套完备的制作流程和技术体系，只要老师告诉徒弟学习步骤、各阶段技术要点和判断标准，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就能取得相似的视觉效果。萧友于就是一个案例。在离开成都前夕，白石老人听到萧友于师徒相依为命的感人事迹，破例收其为徒，将篆法、章法、刀法的秘诀传授给他。通过短暂的接触，萧友于对齐派篆刻艺术有了基本认识，之后使用老师的方法，迅速成为巴蜀篆刻名家，代表作“靖康耻犹未雪”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被台湾学者严一萍误定为白石老人精品，收录于《篆刻入门》。
为了避免师徒艺术面貌的相似，老师一方面可以鼓励学生追求自我风格和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可通过调整学习步骤和判断标准，让学生一生探索。胡橐（胡佩衡之子）学篆刻就是一例，他回忆说：“我也和老人学篆刻，摹刻了不少老人的石印，当我基本上能了解老人篆刻技巧时，老人叫我转学吴昌硕，要我多师，并鼓励我题道‘橐也之刊印久与老师乱真，予所愿，愿吾弟渐变特出为喜’。后来我摹刻吴昌硕一个时期，刚刚有点意思时，老人又叫我转学丁敬身、黄小松，再学秦汉印。老人怕我自满，又怕我松劲，鼓励我，又题道‘橐也似缶庐法刻，真似缶庐。将来集前人诸法，成自家一家，予甚望之’。老人对后学这样谆谆教导，不让死守老师的圈子，再求篆刻的发展，这不是保守者和自以为登峰造极的人能比的，使我终生难忘。”[9]最终胡橐仅以《齐白石画法与欣赏》闻名燕京美术界。
对于那些敏感精明的学生，只要其知晓学习流程，依靠自身聪慧也能悟出核心技术，制造出相似作品，给师傅和同行造成生存压力。齐白石的木匠生涯使他有这种焦虑，在赠罗祥止的《苍松群鸡图》上，白石老人有“祥止仁弟刻印能起予，尚不能作画，吾不欲杀汝也。兄璜并记”句，虽是游戏之语，却明确表达了齐白石的竞争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