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与陈师曾不为人知的关系

齐白石与陈师曾不为人知的关系

一个出身传统士大夫家庭、身世显赫、留学日本的新式文化精英为何主动寻找一个出身卑微、三代为农的职业画家?齐白石在口述史中给出的理由是篆刻。齐白石通过调整点线的位置或粗细来改变力量,通过笔画的增减或伸缩来调整空间,强调疏密、轻重、方圆的对比反差,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齐白石篆刻中蕴含的现代构成意识在那个时代是极为超前和大胆的,与西方现代艺术家对绘画形式的理解有着不谋的暗合,深得新式文化精英陈师曾的赞赏。他将自刊“陈师曾所藏金石拓本”印磨去,委托白石老人重刻。民国七年(1918)三月十三日,他还写信给远在湘潭的齐白石,说:“今日至潜庵处,知足下时时念及鄙人,殷殷厚意,可感可感。朽旧业如恒,别无善状,所刻之印,一一留影,以待师晦旋里带呈评教。”计划在朱德裳返乡之时,转交作品,请白石老人指正。

人物图 齐白石 立轴
纸本 尺寸不详
无年款 湖南省博物馆藏

从存世篆刻作品来看,齐白石、陈师曾的交往存在不对称。同是篆刻名家,相互赠送作品的数量存在严重的不对等。

在姚华编《染仓室印存》中仅有一枚陈师曾为齐白石刻制的印章,曰“老萍之诗”,创作于1919年。而齐白石第三次来北京之时,同一印谱中收录了陈师曾为周大烈创作的印章30枚,为杨昭儁创作的印章15枚。

戴山青编《齐白石篆刻作品集》收录齐白石为陈师曾刻制的印章十多枚,如:泱漭(朱文圆印)、师曾眼福(朱文方印)、五石堂(白文方印)、师曾小诗(朱文方印)、孤舟(朱文圆印)、陈衡恪(白文方印)、沙沤(朱文长条印)、陈朽(朱文方印)、陈师曾所藏金石拓本(朱文方印)、朽木不折(白文方印)、春意阑珊(白文方印)等。这些印章不仅制作精美,而且边款文字充满无比的谦卑,与齐白石日常生活中的恃才傲物截然不同,如“五石堂”印的边款有二,一为1917年刻,曰:“余二十年来行游天下,须髯白尽,始遇师曾。小技同趣,平生乐事也,因记之石。时丁巳七月刊于京华。弟璜。”一为1919年刻,曰:“己未齐璜来京,又遇师曾,令重刻。”又如“陈朽”印的边款曰:“丁巳七月为朽道人刊。如未工,不妨再委。弟璜。”1917年,齐、陈见面之时,齐白石53岁,陈师曾40岁,但齐白石在刊刻印章边款时,却谦虚地自称为“弟”,而且愿意磨掉自己精心创作的作品,重新再刻,实属少见。

齐白石、陈师曾在社会阶层、艺术观念、教育背景、生理年龄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为何两人一见如故,为何陈师曾多次提携齐白石,并劝其衰年变法。除了大家知道的篆刻之道,还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重要原因:两人都是湘潭画师尹和伯的弟子。

尹金阳(1835—1919),字完白、一作和伯,号完白山人、和光老人。湖南湘潭人,曾游曾文正军府,与寄禅法师、王闿运相识,善写梅花,尤工草虫,弟子有曾纪泽、陈师曾、杨钧、齐白石、瞿兑之等。

“五石堂”印 齐白石 青田方章
2cm×2cm×5.7cm 首都博物馆藏

墨梅图 尹和伯 立轴 纸本 水墨
119cm×46cm 1906年 湖南省博物馆藏

光绪三十四年(1908),齐白石赴长沙拜访尹和伯,请老师画梅示范。对于这个新生,尹和伯赞赏有加,认为:“齐君频生诗画篆刻戛戛独造,殆天授,非人力,湘绮赏重之,甚不可不一见。”[7]民国十年(1921)年五月二十一日,齐白石题《尹和伯画册》曰:“己未前十年,余访之于长沙。和翁自言双钩杨补之梅花后,画梅始进。余与借得双钩本再影钩之,且画梅花小幅赠余,圈花出干,超出冬心。”[8]

陈师曾的籍贯是江西义宁,但他出生在湘西凤凰,青少年时期跟随父母在湖南生活。光绪十二年(1886)陈宝箴罢官,迁居长沙,陈师曾从湘潭画师尹和伯先生,同门师兄瞿兑之在《齐白石翁画语录》中,曰:“师曾生长湖湘,其幼年喜弄笔,模仿湘中流行之花卉画。既与湘乡曾氏联姻,曾氏门客湘潭尹翁和白名金阳,以画名于楚南。师曾亦尝与有问故之雅。”故宫博物馆藏陈师曾《梅花图》颇得恩师神韵,梅枝倒挂,正侧偃仰,千姿百态,繁花似锦,一改宋人画梅“疏枝浅蕊”之法,风神绰约。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师曾留学日本,与李叔同、鲁迅等精英交往,之后跟随海派绘画大师吴昌硕,在北京弘扬金石大写意画风,所以当陈师曾看到齐白石仍是湘潭画风,与大时代流行审美相去甚远,就力劝其变法,这也是齐白石衰年变法以师法吴昌硕开始的原因。

梅花图 陈师曾 立轴 纸本
水墨 141cm×43cm 无年款
故宫博物院藏

墨梅图 齐白石 立轴 纸本
水墨 70cm×33cm 1917年
北京画院藏

民国六年(1917)九月十六日,杨昭儁三十七岁生日之时,齐白石绘《墨梅图》祝贺,并题款:“尹和伯先生曾为潜庵弟画梅,清润秀逸。余不欲雷同,乃以苍劲为之,今年丁巳九月十六日适潜弟三十七初度,即此为寿,时同客京华法源寺。”在画作上方诗堂处,陈师曾题诗:“齐翁嗜画与诗同,信笔谁知造化功。别有酸寒殊可味,不因蟠屈始为工。心逃尘境如方外,袖裹清香在客中。酒后尝为尽情语,何须趋步尹和翁。”在这幅《墨梅图》中,出现了尹、陈、齐、杨四位艺术家,他们都源自同一地域,以尹和伯作为关系纽带,形成了一条传承有序的内在地缘脉络,一个文化记忆共同体。

对于齐白石、陈师曾绘画艺术的内在关联,双方共同的朋友,也是同门师兄瞿兑之早已觉察,并有深度解析:“白石与师曾取径本不同,造诣亦异。然渊源所自,有不同而同者。盖师曾生长湖湘,其幼年喜弄笔摹仿湘中流行之花卉画。既与湘乡曾氏为姻连,曾氏门客湘潭尹翁和白名金阳,以画名于楚南。师曾亦尝与有问故之雅。白石翁与尹翁同里闬,又皆出王湘绮之门,其气脉故有相通者。”[9]

正是这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在关联,让陈师曾多次提携齐白石,才有了齐白石画作在日本卖出天价的传奇。关于此事,齐白石说:“民国十一年,我六十岁。春,陈师曾来谈:日本有两位著名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亩,来信邀他带着作品,参加东京府厅工艺馆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他叫我预备几幅画,交他带到日本去展览出售。我在北京,卖画生涯本不甚好,难得师曾这样热心,由此机会,当然乐于遵从,就画了几幅花卉山水,交他带去。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还听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人又想把我们两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摄电影,在东京艺术院放映,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我作了一首诗,作为纪念:‘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知道我的画,在外国人面前,卖得出大价,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听说我的画,能值钱,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10]齐白石讲述的中日画展是1922年5月1日至15日在日本东京府商工奖励馆举办的“第二次中日联合画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中日两国主流媒体都有相关报道。1922年5月6日,《申报》以“画家携画东渡参与展览会”为标题进行了详细报道:“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自五月一日起,在东京府商工奖励馆开第二次展览大会,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金君巩伯、画师陈君师曾所出精品最多,并选带近今名人吴昌硕、顾远逸、俞语霜、王一亭等南北画家之画约四百余件,赴东参与。中国美术输入友邦,是为画界放一异彩,日本名画家正木直彦、荒木十亩、竹内栖凤、横山大观、小室翠云、渡边晨亩等亦皆各出巨制,相互研究,以期两国画学之进步。又有大村西崖派人前来欢迎,巩伯、师曾两君业于四月十八号携吴君熙曾一齐东渡矣。”[11]

日华联合绘画展览图录封面 1922年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在这份报道中,当时闻名全国的画坛名家吴昌硕、王震、金城、陈师曾都有提及,但通篇报道没有出现齐白石的名字。日方的主流媒体《朝日新闻》关于白石的报道出现在1922年5月6日,与《申报》的相关报道同时,该报第六版以“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为标题报道了画展,高度评价了齐白石的画作:《桃花坞》富于气韵、墨色变化妙不可言,相信可以说乃本次展览的杰作之一。虽有赞誉,但远非白石老人晚年讲述的那么轰动,更没有天价销售和拍摄电影的新闻。

《朝日新闻》1922年5月6日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江上千帆图 齐白石 立轴
纸本 设色 140cm×42cm
无年款 中国美术馆藏

一幅齐白石创作的山水图售出250元银币,在当时绝对是天价,绝对是轰动一时的新闻。按照1923年农商部编制的“全国物价统计表”,250元银币可以购买3125斤机制麦粉,13100个鸡蛋,3571斤盐巴,1315斤猪肉,25000张毛边纸,33吨煤(详见表3-1)。同期的北京房租一直非常低廉,一座拥有8—10间房屋的四合院,房租每月20元左右,1919年齐白石在北京法源寺3间房屋的月租金为8元,1923年鲁迅租用砖塔胡同61号3间正屋的月租金为8元。[12]

表3-1

比对1920年冬吴昌硕书写齐白石润格:花卉四尺整张12元,五尺整张18元,六尺整张24元,条幅减半,山水加倍。石印每字2元,在日本的售价简直就是天价,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例。令人不解的是齐白石的画作在日本天价售出,但国内的定价并未调整。第一、第三、第四次“中日联合画展”在北京、上海举行,齐白石的画作未售出天价。

在刘经富编的《陈衡恪诗文集》中有“到日本用前韵”“东游杂诗”记述其在日本的行踪,但没有齐白石画作、拍摄电影的相关内容。关于齐白石画作在日本售出天价的记载,主要出现在齐白石的诗文和晚期口述史,如齐白石《壬戌纪事》五月廿四日(1922年6月19日)有:“离奇与世岂相谐,卖画中华合活埋。暂喜不挥求米帖,千金三幅紫桃开。”白石自注:“余以旧破纸二尺长画山水,著紫色桃花最多,陈师曾为余携去日本,卖价二百五十元,使余且愧,尤觉不能舍此画也。”[13]

第二次“中日联合画展”的展览地在日本,仅有少数中国艺术家受邀前往参加活动,所以大部分画家和古玩商并不清楚实际情况。在《白石老人自传》中,齐白石以感恩陈师曾的方式讲述了故事,借陈师曾之口委婉地表扬自己,对一些发生场景进行了修改,与陈师曾前往法源寺拜访齐白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