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人是群居动物，在行动的过程中需要社会性的合作，大部分人选择融入群体，获得安全感、归属感，代价是放弃独立自由。只有极少数心怀理想的人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这也注定他们是孤独的。当与自己有共同之处的人出现时，便会感到亲切、认可和赞赏。艺术的认同，即为文化的认同。从文化批评的视角来看，齐白石与曾默躬的艺术认同，也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建构与被建构者的认同过程。

对于今天的普通民众而言，齐白石是20世纪中国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艺术家，是世界和平奖的获得者，家喻户晓。而曾默躬闻所未闻，在少数成都高龄老人心中，他只是一个有故事的医生。虽然有人说吴昌硕看了曾默躬的篆刻后，欣喜万分，即刻石印“吾道干城”相赠。徐悲鸿在成都期间请他制印“天闲万马是吾师”“悲鸿平生辛苦”。著名画家吴作人见其书画，瞠目结舌。^[1]但齐白石、曾默躬在社会知名度、艺术影响力、拍卖市场表现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现代绘画巨匠齐白石个性鲜明、画风独特、名满天下，不轻易服人，除了古代的徐渭、八大、金农外，能入白石法眼的现代艺术家只有吴昌硕，对于僻居西南的曾默躬，为何齐白石会青眼有加，画赠《秋菊图》，称其为神交知己。齐白石所见曾默躬印作远非其全貌，如何得出“今之刻印者，惟有曾默躬删除古人一切习气而自立”的评语。齐白石不远千里游蜀，神交多年的两人在成都为何没有见面？这些疑问都让后来的研究者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