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衰年变法前的困境
关于“衰年变法”的动机，根据白石老人晚年回忆，这是源自离开故乡后的生存危机，与经济收入有密切关系，是“北漂职业艺术家”的必然选择。民国六年（1917）以后，湖南湘潭地区军匪混战，为了自身生命财产的安全，齐白石被迫告别乡村舒适生活，前往北京卖画为生，白石老人说：
民国七年，我五十六岁，家乡兵乱，比上年更加严重得多，土匪明目张胆，横行无忌，抢劫绑架，嚇诈钱财，几乎天天耳有所闻，稍有余资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栗栗危惧。我本不是富裕人家，只因这几年来，生活比较好些，一家人糊得上嘴，吃得饱肚子，附近的坏人歹徒，看着不免眼红，遂有人散布谣言，说是芝木匠发了财啦，去绑他的票。一般心存忌嫉、幸灾乐祸的人，也跟着起哄，说芝木匠这几年，确有被绑票的资格啦。我听了这些威嚇的话，家里怎敢再住下去呢？趁着邻居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带着家人，匿居在紫荆山下的亲戚家里。那边地势偏僻，只有几间矮小的茅屋，倒是个避乱的好地方，我住下以后，隐姓埋名，时刻提防，惟恐给人知道了发生麻烦。那时的苦况，真是一言难尽。我在诗草的自叙中，说过几句话：吞声草莽之中，夜宿于露草之上，朝餐于苍松之阴。时值炎夏，浃背汗流，绿蚊苍蝇共食，野狐穴鼠为邻。殆及一年，骨如柴瘦，所稍胜于枯柴者，尚多两目而能四顾，目晴莹莹然而能动也。到此地步，才知道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我答朋友的诗，有两句说“借山亦好时多难，欲乞燕台葬画师”。打算从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2]
虽然齐白石在湘潭地区拥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在北京卖画却异常艰难，即使扇面的售价只是其他画师的一半，依然门可罗雀。对于这一时期的生存状况，在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的《白石老人自传》中有如下追忆：
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我自题花果画册的诗，有句说“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雪个是八大山人的别号。我的画，虽是追步八大山人，自谓颇得神似，但在北京，确是不很值钱的哩。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话，自创了红花墨叶的一派。[3]
以上口述源自齐白石，流传广泛，影响巨大，郎绍君、朱万章等艺术史学者将其作为白石老人“衰年变法”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齐白石的真实收入并非他讲述的那么微薄，以“衰年变法”第一年（1919）为例，自该年正月廿四日至九月廿二日，齐白石均写有日记（北京画院藏）记录日常生活和实际收支。自三月四日到达北京后，齐白石数次将刻印卖画收入交好友杨度管理，其中七月五日800元（交款二次，一次为大洋500元，一次为大洋300元）、七月九日大洋200元、七月十四日大洋100元、八月九日大洋200元、八月十七日大洋100元、九月十一日大洋100元、九月廿二日大洋100元、十月十四日大洋100元。仅该年七月就在杨度处存款四次，共计大洋1100元，这笔钱足够当时五个中等阶层生活水平的北京家庭整整一年的花销。[4]虽然外人都说齐白石的画差，没人买，其实白石老人心里清楚，他遵循“生活节俭、财不外露”的祖训，每天将收入和支出悄悄记在日记中。这一时期与齐白石交往的朋友有易实甫、梅兰芳、陈师曾、胡南湖、杨度等，都是民国社会精英，这些人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强大的人脉资源和雄厚的收藏资金，同时乐于助人，与齐白石保持着长期联系。北京低廉的消费水平与丰盈的卖画收入，保证了齐白石日常生活的丰裕和处世态度的自如，为齐白石开展“衰年变法”提供了可能性。
虽有好友陈师曾的帮助，但齐白石的绘画艺术仍然得不到北京主流艺术圈的认可，被视为另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木匠出身，孤傲、多疑、吝啬的习性，另一方面还有其冷逸画风与当时北京主流画风不符。尽管发生了批判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国粹派”画家长期占据京津画坛的统治地位。针对康有为、陈独秀关于文人画的强烈批判，以金城、周肇祥为代表的京津画家群，主张保存国粹、精研古法、博采新知，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的建立开放、私家藏画的大量出版，为画家深入研修古代艺术提供了便利条件。金城作为北方画坛领袖，门生众多，影响巨大，他倡导的宗法宋元、入古出新的艺术主张得到了北方画坛众多画家的积极响应，古典写实传统在京津地区得以复兴，盛极一时，形成了重视写生、造型精微、色彩富丽的流行画风。1926年金城病逝后，他的绘画理念仍然为众多画家继承和发扬，并成为画坛时尚，这一现状直接导致齐白石备受冷落，被周肇祥、王梦白、姚华、余绍宋等斥为“野狐禅”，始终游离在北平主流社团“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之外。
与此同时，由吴昌硕领衔的金石写意绘画则在上海大放异彩。吴昌硕史无前例地在大写意画中引入石鼓文笔法，开启了以书入画、彩墨交融、雅俗共赏的新风，将大写意画推上了黄金发展时期的巅峰。此外，吴昌硕还借助上海引领全国风气之先的商业展览、新闻出版、艺术教学等传播手段将其艺术推向全国，几乎人人昌硕，家家缶翁。齐白石在北京的好友陈半丁、陈师曾或得到缶翁亲自指点，或为缶翁得意门生。
面对北方宗法宋元传统派的排挤和南方吴昌硕金石写意派的强势冲击，作为一个敏感、自尊、好胜的画家，如何突破前驱大师的影响？如何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如何成为画中强者？一系列困惑成为齐白石的焦虑。
陈师曾的出现，为齐白石传承吴昌硕风华并获大名，为吴氏绘画在北京实现凤凰涅槃式的新生，起到了关键作用。见证齐白石“衰年变法”全过程的胡佩衡回忆说：
对他影响最大的画友是陈师曾，他最崇拜而没有见过面的画家是吴昌硕。白石老人五十五岁定居北京后，经当代名画家陈师曾劝告，才走上了吴昌硕开创的大写意花卉之路。到了六十多岁才独创红花绿叶的浓色花卉和用墨笔画鸡、虾、蟹等，自成一格……陈师曾最崇拜吴昌硕，曾得吴昌硕的亲传。当时吴昌硕的大写意画派很受社会的欢迎，而白石老人学八大山人所创造的简笔大写意画，一般人却不怎么喜欢，因为八大的画虽然超脱古拙，却不及吴昌硕作品的丰富艳丽，有金石趣味。在这种情况下，白石老人就听从了师曾的劝告，改学吴昌硕。[5]
行书白石润格 吴昌硕 镜片 纸本 23cm×35cm 1920年 北京画院藏
篆书白石画集题签
吴昌硕 镜片 纸本
31cm×18cm 1924年
北京画院藏
墨鸥图 吴昌硕 册页 纸本 水墨 30cm×38cm 无年款 中国美术馆藏
临八大孤禽图 齐白石 册页 纸本 水墨 23cm×15cm 1919年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正是在陈师曾的劝导下，齐白石最终选择了金石写意画风作为变法方向，其“衰年变法”是以学习吴昌硕作为开始，以超越吴昌硕作为结束。究其缘由，应有三点：
一是齐白石、吴昌硕都曾深入学习八大山人的花鸟画，两人都认为八大山人是中国文人画的高峰，八大绘画意境的孤傲空寂，笔墨的冷峭凝练，构图的缜密新奇都令吴昌硕、齐白石赞不绝口，相似的学习经历有助于相互认同，加上缶翁弟子陈师曾的讲解示范，齐白石更容易理解、认同吴昌硕的绘画艺术。
二是吴昌硕先生画名远播海内外，金石写意画风行大江南北，雅俗共赏，具有良好的市场表现，可确保画家生活的丰裕。
三是金石写意画被认为是中国文人画的最高表现，具有格调高、速度快、效果好、产量多的优点，可以应付市场的大量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