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和王缵绪都认为书画鉴定是一件很难的事
在1936年5月31日《新新新闻》的报道中：“王氏入室后，齐氏语王，谓早间已晤余中英、姚石倩诸人，并极赏姚家藏之板桥道人画竹，有潇洒出尘之态，王谓彼亦藏有板桥画竹四张，现在重庆，缓可取出鉴赏。后谈到鉴别古画，大家均以为难事。”虽然古书画鉴定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情，但齐白石在成都还是刻制了一方鉴赏印“白石见”，这枚印章现藏北京画院，边款云：“丙子六月客成都，自刊。”丙子为1936年，该年六月齐白石居成都王缵绪公馆治园。我们知道相对于姓名印和诗文闲章，齐白石的鉴赏印非常少，《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第八卷（篆刻卷）收录有七方，分别是：“白石曾见”“白石见”“齐白石藏”“老苹曾见”“苹翁得见有因缘”“白石老年赏鉴”“乃翁过目”，其中“齐白石藏”印的边款颇有价值，云：“予见古名人字画，绝无真者，故‘三百石印’之内无收藏二字。今因得黄瘿瓢《采花图》，佩极，始刊此石。戊寅五日，时居故都。白石并记。”从中可见齐白石对于书画收藏的态度。保存在北京画院的齐白石收藏品也证实了这一点，多是师长、友朋、门人的作品，更像是保存自己的艺术文献，而非带有主题性的专业收藏。
“白石见”印 齐白石 1936年 北京画院藏
既然齐白石不喜欢收藏古代书画，为何制“白石见”印？笔者认为当时发生过鉴赏古画事件。齐白石抵达成都后的第二天（5月29日），就开始鉴赏古画，余中英、姚石倩一早就前往文庙后街王缵绪公馆拜见老师，姚石倩将自己珍藏多年的郑板桥《墨竹图》带到治园请老师欣赏。王白与听说齐白石抵达成都后，也携带李复堂《墨竹图》（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请白石老人赏鉴，他听了王白与慷慨赠画的故事后，不无感慨地题道：“此册本（四）纸，白与君乞题于陈石遗先生，陈先生分去一纸，惜不成册也。复堂先生笔雅墨润，殊可宝也。白与君能让人，可谓慷慨矣。丙子齐璜记。”又用篆书题名“李复堂真迹”并加注：“丙子莫春之初游成都，得见复堂先生画竹册四开，为陈君石遗索去其一，留此三开已，索予评定又欲予篆此三字。齐璜记。白与弟藏。”对于王缵绪的藏品，齐白石不便表态，于是刻了这枚“白石见”印应对。“见”是一个中性字，只叙述看见这个过程，不存在真假的判断，呈现出齐白石丰富多彩的人性，既有孤傲的一面，也有通融的一面，这一切都源自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世事无常的领悟。
齐白石不愿对王缵绪收藏书画的真伪和价值做鉴定评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藏品的真伪有问题。凡是从事收藏的人都知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鉴定高手只是敏求善学、知行合一、经验丰富而已，买到有争议的物品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即使是精于鉴定的吴湖帆、张大千也在所难免。1989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谢稚柳、启功等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王缵绪捐赠书画进行了鉴定，既有一定数量的宋元绘画真迹，也有部分藏品真伪难辨，这一现象真实反映了民国时期西南地区军阀的文物收藏水准。另一方面是鉴定能力的问题。与张大千、吴湖帆毕生收藏临摹研习古画截然不同，齐白石一生以自我艺术创作（海派金石大写意）为主，基本上不收藏古画，也不从事古代艺术品的交易，接触到历代名作的机会很少，对于需要见多识广、丰富经验的古书画鉴定，他非常不擅长。
郎绍君认为：“与黄宾虹、萧俊贤、陈师曾、金城等同代画家相比，齐白石所见到、熟悉和临摹的古代名迹，要少得多。他曾用功于石涛、八大，但他看到了多少他们的真迹，实在很难说，至少在六十岁前，他没有条件接近大收藏家，没有钱买古代名作（齐白石一生不做收藏）。定居北京后，他有条件看到古物陈列所和故宫的名画陈列，但迄今未见到这方面的任何记载。北京也有许多收藏家或兼能收藏的画家，如颜世清、金城、张伯驹、徐石雪等，但齐白石与他们几乎没有交往。他所能见的，一是他的好友郭人漳的收藏，但郭人漳不是真正的藏家，其藏品有多少或可靠性如何，也已很难考查。二是琉璃厂古董店的作品，这些作品真伪混杂，而齐白石不长于鉴定。北京画家观摩作品的雅集活动，如宣南画社、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等组织的类似活动，他极少参加。”[16]在1936年5月31日《新新新闻》的报道中，齐白石也坦率地表达了书画鉴定的难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知：一是齐白石、王缵绪都认为书画鉴定是一件很难的事，二人有共识。敬重齐白石的王缵绪不会故意为难一个老人，毕竟白石老人已经七十四岁，受邀来成都游览。二是面对成都收藏界的朋友，通融的齐白石刻制了“白石见”印，应付书画鉴定。
由此可见，目前流行的书画鉴定活动导致两人关系破裂的说法不成立，而是鉴定活动为他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两人关系破裂的真正原因，或许可以从1936年成都的文化生态和齐白石的个性来考虑。
虽然已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但四川的混战并没有结束，蒋介石与刘湘、刘湘与刘文辉，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壮大自我力量，就连日本人也要求在成都建立领事馆。与政治斗争相呼应的文化艺术也是风起云涌，变幻莫测，一方面是几千年封建专制被推翻，迎来思想上的大解放，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华西协合大学和四川艺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使西方现代的医学、文化、艺术观念逐渐为人知晓，涌现出巴金、郭沫若、李劼人、张大千等一批四川籍艺术家。另一方面则是封建势力依然强大，从古老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的民主社会过渡需要一个过程，加之成都“五老七贤”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儒家经典著作仍是城市富裕人家的必修功课，以“四王”为代表的传统绘画在成都仍然很有市场。在一些出身高贵、以正统自居的人看来，齐白石就是野狐禅，与清雅平和的儒家审美格格不入，这种看法不仅在四川有，在北平、上海也有。齐白石的到来必然会打破四川书画界、收藏界原有的平衡，影响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个别人借机挑拨，制造事端，也在情理之中。徐悲鸿在成都也有相似经历，1943年10月，徐悲鸿在成都祠堂街四川美术协会举办个人画展，竟有人以徐悲鸿山水画题款为由挑拨离间，指使胡某捣乱，惹来一场风波。徐悲鸿不得不将画展所得门票收入捐给四川美术协会。[17]连善于社交活动的徐悲鸿都如此，孤傲的齐白石也在所难免。
齐白石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虽然他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发展变化，最终完成了从乡村木匠到艺术大师的华丽转身，但他乡村生活形成的诸多习性并未随着艺术上的成功而改变，他勤劳又节俭、热情又多疑，渴望精英认同又讨厌无谓应酬，常常闭门作画，被北京画坛称为“西城三怪”。
我们知道，旅游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到成都后的齐白石并未融入休闲之都的欢愉之中，依然保持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闭门作画，基本上不参加应酬。根据《新新新闻》的报道，四川省府督署两机关假成都半边街姑姑筵宴请画家齐白石、诗人陈石遗、文学家金松岑，参加宴会的都是四川党政军的高层人士，但齐白石未参加，由王缵绪代申谢意。一些仰慕齐白石绘画的人登门拜访，因无人介绍，常吃闭门羹，引发误会。《新新新闻》的邓穆卿先生多次采访齐白石，了解情况，“他那年到成都住进王治易宅的第二天起，就每天忙于作画、刻印，未尝一日间断。他不喜欢应酬，更不愿意随随便便去赴别人的宴会，陌生人去见他，多半尝闭门羹，因之当时有些人说他刁钻古怪”[18]。另外就是齐白石篆刻的结字不遵循《说文解字》古法，在成都一些熟悉古文字的学者、篆刻家看来，完全是错误百出。[19]
另一方面就是齐白石非常自信、敏感、多疑，由于不常出门，很容易轻信别人的传言，如果有人挑拨，难免发生误会。此类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齐白石的好友王森然就曾被误会过，事情发生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也就是齐白石游蜀前一年，友人萧某携乡野山珍请客，邀王森然、齐白石、茹寿之等参加。适李苦禅、侯子步、王青芳来访，亦入座。白石与大家谈笑甚欢。饭罢，茹寿之起而致谢，因说话有口音，白石疑其骂己。王某借机挑拔曰王森然暗邀疯子辱先生。王森然得知大骇。邀陈小溪同往拜谒。见面之时，白石老人竟怒目相视，如火方炽，不可遏抑。几经解说，方豁然冰释。[20]
“造化能容吾辈狂”印 齐白石 寿山石 1936年 四川博物院藏
对于多疑这一缺点，白石老人是有清醒认识的。在成都期间，他特意刻“吾狐也”印（北京画院藏）提醒自己，该印章边款特别有意思，曰：“吾生性多疑，是吾所短，刊此自嘲。丙子五月时客成都之治园。”对于王缵绪，他还是非常热情，先后为其绘制《钟馗搔背图》《红梅图》等，这些作品尺幅巨大，绘制精美，是齐白石书画作品中的精品，可见他对朋友的真诚。对于王缵绪的下属，只要帮助过自己，齐白石也不忘感谢，吴秋士曾安置齐白石亲戚工作，齐白石赠送画作和朱砂，在齐白石致姚石倩的信（北京画院藏第18封）中，老人专门说明：“璜前赠秋士君之拙画及朱砂，璜情也。伊来函欲赠璜衣料，请弟代为一言，璜非望酬谢始赠半纸之画，乃感谢吴君代璜外孙求枝栖于王运使之故也。”从驾驭作品的熟练程度看，齐白石既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艺术巨匠，又是一个重感情、懂政治的老人。由于邀请者是四川军政要人，又住在治园（王缵绪公馆），即使双方有误会，他心里非常的不悦，也不会怒目相视，只能回到北平后在日记上发泄自己的愤怒，涂抹关于这个人的一切记忆。